学习与批判1974.0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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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日与教料
    日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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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小戏创作
    以小见大
    谈谈小戏创作
    …上海戏剧学院奚文熙(26)
    走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道路…上海人民淮剧团乔谷凡顾少春（29)补上了难忘的一课
    谈《补课》的主题提炼上海青年话刷面《补课》创作组(32)
    上钢三厂五·七中学
    音乐·美术
    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放声歌唱…上海无线电二厂老工人合唱队（34)鲁迅与木刻…
    …石一歌（37)
    改造黄河的人
    一阅《人民画报》连载的《大河上下》有感
    …司徒伟智(39)
    外国文学评论
    海鸥为什么走了红运？
    …任文钦（41)
    从当代苏联“工业题材”作品看苏联社会
    一苏修文学述评之一
    翁义钦倪蕊琴(50)
    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
    孔子、儒家和礼…
    策
    立(54)
    漫话破“礼”…
    于任远(58)
    杂文：挑担子还是卸担子？…
    …红宣(60)
    革命青年谈理想
    志在农村绘宏图…安徽固镇县中兴公社丁庙大队下乡青年胡志强（62)敢为革命创新业…上海东风农场俞建平（64)
    各条战线都要为青年着想
    多替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着想…杨浦区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66)支持青年的革新精神…上海纱管配件厂党支部（68)书评：塑造好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
    长篇小说《征途》读后…
    …王一良(70)
    人物传记
    胡适传
    一五四前后
    余秋雨(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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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语录
    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
    学奥5挑料
    一九七四年第一期目
    录
    继续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大家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薛源之翟平(3)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方
    海(6)
    提倡业余戏剧、电影创作
    …戚文德(9)
    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姚克明黄彩虹(13)
    话剧评论
    话剧革命的新收获
    简评《钢铁洪流》…
    …齐方(16)
    发生事故以后
    一看话剧《钢铁洪流》、《第二个春天》后想起的…石望江(20)两个剧本两面镜子
    一一谈中国话剧《钢铁洪流》和苏联话剧《炼钢工人》…肖豫(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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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卖高好上层建筑有威白的革吊
    大家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薛源之翟平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根据毛主席为中国工农红军亲自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谱写成的。兀十年来，这首雄壮嘹亮的战歌，伴随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步伐，从井冈山到遵义城，从延安到北京，飞遍全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传统传遍全国。今天，我们在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中，遵照毛主席关于“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的教导，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曲，感到格外亲切，深受光荣革命传统的教育和鼓舞。
    毛主席亲自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产物。我们的红军是一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新型军队。但是，当工农红军刚刚创建的时候，旧军队的影响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还严重存在。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为了克服当时部队中的错误思想和作风，毛主席经常和战士谈心，同群众商量，进行调查研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毛主席在和彭德怀、林彪一伙反动的建军路线的斗争中，集中了人民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而诞生的。它用具体而简明的语言，规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军队与党的关系、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军以内部的相互关系的各项政策，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一九四七年十月，正当全国人民夺取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告诫全党全军：“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号令“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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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党领导革命事业取得伟大胜利的斗争实践表明：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实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保证，是粉碎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强大武器。“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是来自革命实践并为革命实践证明了的一条真理。
    毛主席亲自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条条都要记清，条条都要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三大纪律的第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革命纪律的核心。听谁的指挥呢？这是加强纪律性需要首先搞清的问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唯一领导中心，毛主席亲自制订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因此，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听党的指挥，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指挥。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任何人的行动都是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的。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长期搏斗中，不是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就是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完全不听指挥的人的行动是没有的。无产阶级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阶级社会中最伟大最深刻的一场革命。这只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挥之下，在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才能达到目的。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奔赴在一起的。目标一致，就要求我们的步调一致。只有做到了步调一致，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纪律的集中体现。在阶级社会里，纪律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抽象的超阶级的纪律是绝不存在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清规戒律都是维护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则是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是由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所决定并为它服务的。我们遵守纪律是为了什么？“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从守纪律、听指挥和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一致性出发，我们就会提高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增强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要做到“步调一致”，就要在对待人民群众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坚决做到“处处爱人民”，对群众的利益“处处注意到”。在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里，人民的子弟兵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做到“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等注意，使得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人民群众一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亲切嘹亮的战歌，一看到纪律严明、处处爱人民的人民战士，就奔走相告：“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这种“军民团结鱼水情”的军民关系，成了我们夺取革命胜利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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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条件。今天，我们一定要学习人民军队这种革命精神，发扬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光荣传统，认真地开展大家都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歌咏活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观察问题或处理问题，都要以符合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由于胜利，容易滋长骄傲自满和脱离群众的倾向，务必使我们的同志“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贪图享受，当官作老爷，必然脱离群众。我们共产党员和干部，只有处处替人民着想，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之中，吃苦在群众之前，享受在群众之后，才能“拒腐蚀，永不沾”，不闹特殊，不耍骄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要始终密切联系群众，不脱离群众，才能带领群众步调
    一致地去夺取更大胜利。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加强党的纪律性，总是根据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需要，在每一关键时刻都把这个问题提到全党面前，以引起极大的注意。毛主席多次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这里深刻地阐明了革命路线、革命任务和革命纪律的辩证关系。什么样的阶级使命，就有什么样的路线，也必然相应地有什么样的纪律。我们党的纪律，是为党的正确路线服务的，是使全党紧密团结、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率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党的任务进行胜利斗争的重要条件。列宁曾经说过：“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所以，是不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决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检验我们共产党人党性纯不纯、路线斗争觉悟高不高的一块试金石。一切行动听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听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指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纪律。毛主席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历来是执行纪律的模范，无论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过程中，或者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都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无产阶级高贵品质，学
    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的革命传统。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因此，无论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都应当发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光荣传统，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革命歌曲，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地勇往直前，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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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方
    海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界的面貌。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一批光彩夺目的革命样板戏巍然出现在社会主义艺术舞台上，把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统赶下台去，使地主、资产阶级惨淡经营了千百年的文艺黯然失色。从《杜鹃山》到《海港》，这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展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从土地革命、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气壮山河的伟大斗争，塑造了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描绘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中国革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振奋人心的历史。革命样板戏的出现，是文艺阵地上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为创造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提供了宝贵的丰富的经验。
    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各种艺术形式的革命正在深入，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和群众文艺评论的空前活跃，迎来了无产阶级文艺百花盛开的春天。这些胜利有力地证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有了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指引，文艺就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离开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文艺就要削弱和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削弱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已经取得了文艺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深入发展。我们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进，要不断地适应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使文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我们要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牢固地占领一切文艺阵地，警惕文艺黑线的回潮。社会主义文艺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工农兵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主人，没有广大工农兵的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文艺阵地是不能巩固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定要实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专业和业余相结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业余文艺演出和创作活动。现在，经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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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把工农兵排斥在文艺大门之外的修正主义路线，不仅从工农兵中涌现出大批的文艺战士，而且出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都来管文艺、搞文艺的生动活泼的局面。群众性的大讲革命政事、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小戏和曲艺的活动蓬勃发展，使一些被封资修文艺所污染的角落受到了涤荡。革命群众文艺是灭资兴无斗争的有力武器，是贯彻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以占领文艺阵地的尖兵。我们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一定要与群众性的业余文艺相结合。我们不仅要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演出，而且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积极支持工农兵的业余文艺活动。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我们与群众文艺相结合，既可以更好地推广和普及革命样板戏，对业余文艺工作者进行辅导，帮助他们提高文艺水平，又可以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吸取丰富的养料，提高自己的文艺水平。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放下架子，善于向工农兵群众学习。如果我们在为工农兵演出的过程中，或是在与业余文艺工作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是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而是以专业工作者自居，把为工农兵演出、帮助业余文艺工作者当成是一种“恩赐”，或者到了群众中总是与群众格格不入，把为工农兵演出看成是负担，马马虎虎，敷衍了事，那一定是不受群众欢迎的。毛主席指出：“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我们一定要深入群众，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谁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演出的是什么样的“阳春白雪”，也一定是群众所不赏识的。
    文艺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就要紧密地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围绕三大革命运动去开展活动。我们不论是演出，是搞创作，都要从现实斗争，从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出发。那种只愿在大剧院中演出，不愿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不愿到工厂、农村、部队去为工农兵演出的“正规”作风是要不得的。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工农兵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出剧院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演出？为什么不能千方百计地为工农兵群众多演出一些场次？为什么不能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演出，让更多的工农兵看到革命样板戏，看到革命的文艺？现在许多专业文艺团体组织轻骑队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工地，把革命样板戏或是其他革命文艺节目送上门去，这是一种为工农兵服务的好方式。这样做还可以为青年演员提供更多的艺术实践的机会，使我们的文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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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能得到更多、更快的进步。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发扬这种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精神。那种认为走出剧院演出是没有“先例”的思想是错误的。试问用京剧表现工农兵，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这难道有什么“先例”吗？我们正是打破了过去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文艺的“先例”，把长期霸占舞合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舞台，让工农兵成为文艺的主人，才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无产阶级文艺。我们要真正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演出，就一定要打破那种妨碍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的清规戒律。只要是有利于为工农兵服务的事，我们就可以做，管它什么“先例”不“先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比过去更高的要求。我们现在为工农兵演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多为工农兵演出，这不光是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呼声，也是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我们那些思想跟不上群众要求的领导同志应该到群众中去走一走，听一听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呼声。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满腔热情地多为工农兵演出，更好地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文艺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关键是要有一支能够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只能在深入工农兵群众的过程中，在斗争的过程中树立。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实践证明，实行专业和业余相结合，是改造文艺队伍，从工农兵中培养和造就文艺新部队的一种有效途径。我们看到，凡是那些真正实行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真正做到文艺为党的中心工作，为三六革命运动服务的单位，那里的文艺队伍就能不断地从工农兵中充实新的力量，就能使原有的文艺工作者在斗争中不断得到改造，就能始终保持一个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局面。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一定要深入工农群众，在斗争中努力改造世界观。来自工农兵的专业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脱离工农兵，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只有这样，才能永葆革命青春，成为无产阶级的忠实的代言人。原有的文艺工作者要继续改造自己，要“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搞好文艺革命，使文艺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要时刻记住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记住在文艺黑线统治下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历史教训，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继续深入地在文艺战线开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继续推向前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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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倡业余戏剧、电影创作
    戚文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上，正发生着令人鼓舞的深刻变化。大批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正在以崭新的面貌涌现出
    来。
    上海文艺丛刊《珍泉》电影话剧剧本选的出版，就是工农兵业余戏剧、电影创作的最新成果。这个集子收有两个电影文学剧本，三个话剧剧本。作者有的是扎根在边疆的农垦战士，有的是挥汗在牧场的挤奶员，有的是活跃在钢铁、地质、医务各条战线的普通一兵。他们打破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所散布的神秘观念，证明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不仅可以创作短篇小说、小戏、曲艺这样一些短小精悍的作品，而且可以创作电影、大型话剧这样一些所谓“大作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工农兵完全能够驾驭从“小”到“大”多种多样的文艺样式，反映自己的火热的斗争生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电影、戏剧创作要不要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要不要走群众路线，这不是
    一个什么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无产阶级的戏剧、电影阵地究竟应该由谁来占领的原则问题。建国以来，刘少奇、周扬一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霸占文艺阵地，使文艺成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工具，胡说工农兵根本“不懂文艺”，一律拒之门外，对工农兵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但是，党领导的革命的群众文艺运动，特别是一九五八年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新民歌运动，以其辉煌的成果，粉碎了他们的无耻谰言。于是，他们又胡说什么工农兵只能编编“顺口溜”，不会写小说，更不配懂戏剧和电影。但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在伟大的京剧革命的鼓舞与推动下，以革命样板戏为光辉榜样，不但写出了大量的生气勃勃的优秀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而且也以雄伟的步伐，闯进话剧、电影这块资产阶级老爷们的“禁区”里来了。闯进来试一试，原来并不神秘。《珍泉》这个电影话剧剧本选的问世，就又一次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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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它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起着变化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物质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独占，因此，精神生产包括文艺创作在内，被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所垄断。但是，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工农兵成了社会物质生产资料的主人，因而也应当是精神生产的主人。我们的精神生产，包括文艺创作在内，都必须打破过去少数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垄断的局面，全心全意地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才能真正做到为工农兵服务。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它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搞的“运动”，而应该是广大工农兵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革命群众运动。物质生产可以搞群众运动，精神生产包括电影、戏剧创作，为什么就不能搞群众运动？解放以来文艺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把革命的群众文艺运动轰轰烈烈搞起来，使文艺同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无产阶级才能牢固地占领文艺阵地，掌握文学艺术的领导权，使社会主义文艺繁荣起来，充分发挥其“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的作用。革命样板戏的涌现，就是文艺创作在党领导下坚持群众路线的产物。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这个优良的传统。如果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工农兵毫无发言权，而只有少数资产阶级专家才可以说了算，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资产阶级专工农兵群众的政呢，还是工农兵专资产阶级的政？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主席制定的这一条文艺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艺工作上的体现。要真正贯彻执行这一条路线，就不但要使工农兵成为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而且要使工农兵逐步成为创作文艺作品的主人公。既然电影、戏剧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艺术形式，是阶级斗争的锐利的武器，工农兵就一定要去掌握它，也一定能够掌握它。伟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就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可惜列宁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一希望，就不幸逝世了。今天，直接从工农兵中培养千千万万群众艺术家的任务，在我国已经历史地落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为工农兵群众掌握各种文艺形式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制定的革命文艺路线，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满腔热情地做好这项工作，才能不辜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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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电影、戏剧创作要不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究竟谁对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最熟悉、最热爱、最有发言权呢？不是别人，正是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的广大工农兵自己！为什么工农兵业余作者们能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座“金色的熔炉”中提炼出激动人心的重大题材和重大主题？为什么他们能那样热情地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这些作者不是群众斗争的旁观者，而是群众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在今天，广大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在沸腾的现实生活中，同千千万万工农兵英雄人物劳动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其中有不少同志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闯将，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尖兵。他们通过亲身的实践，感受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深刻变化，敏锐地觉察到生活中每日每时都在涌现的革命新生事物。因此，他们站在革命的新生事物这一边，满怀革命激情，拿起笔来歌颂它们，歌颂我们一日千里的伟大时代，替叱咤风云的本阶级英雄人物塑象，从而成为文艺战线的一支有生气、有希望的力量。
    在如何看待工农兵业余戏剧、电影创作的态度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如果用资产阶级的艺术标准来衡量无产阶级的新生事物，就会感到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什么“技巧差”啦，“水平低”啦。其实，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艺术标准。资产阶级要的是适合资产阶级的胃口的“技巧”和“水平”，无产阶级要的是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技巧”和“水平”，两个阶级有着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文艺观，不可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工农兵业余作者的这些作品由于是刚出土的新芽，所以不免带着些“泥土气”，但这“泥士气”，不正是它们深受群众欢迎的艺术特色吗？同时，也正因为它们是新芽，还不成熟，因此它们有希望、有前途，也最富于生命力。只要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在党的阳光雨露的培育下，今天的幼苗在明天一定可以成长为茂盛的森林，这是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正因如此，无产阶级革命者总是抱着欣喜的态度来看待这些刚出土的幼苗的。
    我们提倡业余戏剧、电影创作，并不意味着可以排斥或贬低专业创作，相反，这恰恰是对专业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创作和业余创作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业余创作发展了，专业创作才能具有深厚的基础。而专业创作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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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作品，又为业余创作起着示范和指导的作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事业需要大量的专门家，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专业文艺工作者任何时侯都不能脱离工农群众，包括向工农兵业余作者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真正做到在普及的基础上达到提高。就戏剧、电影来说，如果在群众中产生了大量的丰富的文学剧本，就能为舞合和银幕提供选择或改编的广泛的可能性。同时，专业的戏剧、电影创作队伍，得到了工农兵业余创作队伍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就能更好地得到发展和壮大。专业创作队伍是正规军，工农兵业余创作队伍是民兵。要形成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大军，就必须将这两支队伍互相结合起来，做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才能以更多更好的作品满足工农兵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
    工农兵业余创作的繁荣，加重了专业文艺工作者肩上的责任。专业文艺工作者不但要向工农兵业余文艺学习，而且应该主动地帮助后者“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专业文艺和业余文艺相结合，这本质上也是一个文艺工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我们热切地希望各条战线的同志都来关心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大家都来做培士育苗的工作。有关部门要为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提高创造一些条件，比如象举办工农兵业余创作学习班，组织工农兵业余作者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组织他们到工农业先进单位去深入生活，帮助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活面，交流和总结创作经验等等，就是一种较好的方式。对立统一规律是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法则。有矛盾，有斗争，才会有发展。从工农兵中建立起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部队，决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对于工农兵业余作者来说，决不能以为自己生活在群众之中，世界观的问题、方向和道路的问题就都已经解决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甚至是刚刚出土的幼苗，这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了。有些业余作者的作品之所以还不够深厚，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工农兵的火热的斗争生活和工农兵的英雄人物理解不深，生活的积累也还不够。“身在工农学工农，满腔热情写工农。”要真正成为伟大时代的记录员，成为工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就要一辈子不脱离群众，不脱离生活，永远走毛主席所指引的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新的业余话剧、电影创作迈开了第一步，这是可喜的尝试。它标志着话剧、电影创作的新的更加繁荣的局面正在到来，我们应该举起双手欢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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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
    姚克明黄彩虹
    小说《初春的早晨》中，红卫兵小兰曾经充满激情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许多伟大斗争作了比较，感慨万分地说：“嗨！真有劲！我想，我们现在干的也是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说不定，将来也有人象写当年蒙马特尔高地黎明前的斗争那样，来写我们今天东风广场开的大会呢！”这段话说得多好啊！是的，伟大的斗争，必然产生伟大的作品。当年，在巴黎公社的炮火中，产生了象《国际歌》这样的不朽的战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要产生出反映这场革命的文艺作品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反映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也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应该是非常及时的。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每当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总会产生反映这场变革的文艺作品。列宁曾经把列夫·托尔斯泰称作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因为他的作品“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半世纪俄国历史的变动是什么”。被某些外国资产阶级吹得神乎其神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无非就是反映了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家史。拿《红楼梦》来说，就是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政治和经济演变的历史，因此，尽管问世已经二百多年了，却至今仍有其历史价值，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可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艺作品只有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才会具有艺术生命力。
    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艺，是革命的、战斗的思想武器。这种文艺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斗争中吸取源泉，同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革命的战鼓，时代的号角。所以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提出了
    一个文艺工作和一般的革命工作的关系的问题。文艺从属于政治，又反转来给予伟大影响于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刘少奇、周扬文艺黑线就是千方百计要使文艺同无产阶级政治、同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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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定历史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对立起来，使之成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工具。由伟大的京剧革命揭开序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文艺黑线的反革命专政，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开创了工农兵占领艺术舞台的社会主义文艺新纪元。革命样板戏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壮丽的历史画卷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主革命时期武装夺取政权的战斗历程，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历史。它为革命文艺如何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服务，提供了光辉的榜样。
    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在十大精神的鼓舞下，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革命的新生事物和各条战线的英雄人物每日每时都在大量地涌现出来。革命文艺以革命样板戏为榜祥，及时反映这种深刻的变化，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得以通过文艺作品发扬光大，代代相传。这是时代向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光荣任务。
    有一种说法，现在要在文艺作品中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为时过早，应当“保持
    一段距离”。这种说法是很错误的。如果企图回避现实的政治斗争，最后必然会使文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群众的革命实践。革命的文艺，就是要同革命的步伐一致起来，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怎么能保持一段距离？生活在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之中，而又想同这一革命运动保持一段距离，那就势必会脱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轨道，甚至有滑到修正主义的轨道上去的可能。脱离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去寻找什么“永不褪色的题材”，这种想法是很不对头的。在我们这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一切都在不停顿的变化着，发展着，前进着，谁要想把自己凝固起来，僵化起来，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被革命的洪流所淘汰。有的同志会说，有许多事情现在还认识不清楚呀。确实，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我们还需要努力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怎样才能认识清楚呢？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同它保持一段距离，一种是同广大群众一道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从实践中提高认识。今天，经过第九、第十两次路线斗争，经过了伟大的批林整风运动和十大精神的学习，只要我们认真总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定能够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而做到越来越深刻、正确地去反映它。现在已经有了一批直接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比较优秀的作品，它们的经验表明，现在反映这场革命不是为时过早，而是正是时候。
    有的同志不敢从正面直接反映文化大革命，怕搞不好要犯错误，这种担心其实是不必要的。过去有些以描写文化大革命相标榜的作品之所以是毒草，并不是因为它们写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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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大革命，而是因为它们从反动阶级的立场出发，污蔑和丑化文化大革命。只要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满腔热情地歌颂这场伟大革命，就根本没有必要怕这怕那。我们应该敢于实践，勇于探索。如果反映得不深刻，那就总结经验，努力提高；即使犯些错误，那也不要紧，吸取教训，改正错误，继续前进就是了。当然，我们提倡反映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说非要从正面直接去反映它不可。文化大革命为文艺创作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天地，创作的路子是十分宽广的。能够从正面直接反映这场苹命当然是十分可贵的，但象短篇小说《特别观众》那样从侧面反映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和胜利成果，同样也是值得欢迎的。
    已有的许多作品所提供的经验表明，要正确地深刻地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宝贵经验，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揭示这场革命的本质和主流。要敢于反映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同时着力歌颂大草命洪流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歌领这场革命的真正的主人公-一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按照“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塑造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形象。《初春的早晨》反映的是处于高潮中的一月革命风暴。小说抓住了这场革命的主要矛盾，描绘了广大工人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如火如茶的斗争情景，集中塑造了-一个带着火热的阶级感情，坚决贯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工人阶级的英雄典型。可以看出，小说对这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大革命的性质和主流把握得很准，尽管它只是截取了一月风暴的一个斗争画面，但却使我们清楚地感受到这场革命的脉搏和宏伟的面貌。
    在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必然会使阶级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各种矛盾斗争必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只要我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加以分析，基本矛盾无非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仔细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同时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不难把握各种矛盾的实质。何况文艺作品也不可能把什么矛盾都写进一部作品里去，而是要求把具体的矛盾斗争加以典型化。小说《第一课》，写工宣队进驻大学。其中的矛盾斗争也是错综复杂的。但是作者没有纠缠于派性和“内战”的纷争，而是集中写了工宣队如何教育红卫兵挖出资产阶级派性的根源一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用革命大批判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这就抓住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条纲，纲举目张，这个真理对文艺创作如何提炼和概括生活素材同样是适用的。
    在革命斗争的浪潮中产生的文艺作品，总是朝气蓬勃，充满战斗精神的。我们在欢迎这些作品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专业作者和工农兵业余作者拿起笔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赞歌，一起来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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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居利评论
    话剧革命的新收获
    简评《钢铁洪流》
    齐
    方
    话剧《钢铁洪流》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演出本发表了，这是话剧革命的新收获。《钢》剧以磅礴的革命气势，饱满的革命激情，歌颂了毛主席的“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展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入阶级的战斗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钢》剧一开始，就把我们带进一九六二年这一反帝反修斗争的火红的年代，在炼钢炉旁展现了一幅龙腾虎跃、如火如茶的生活画面。赵四海炼钢小组接受了一件不寻常的新任务一冶炼一种高级合金钢。这一任务的不寻常，不仅在于这一要硬又要软的新钢种在技术上的难度高；更在于它是反帝反修的“争气钢”。当时，苏修叛徒集团突然撕毁合同，不但停止供应我们舰艇上的一切部件，而且来个釜底抽薪，全面封锁合金元素，妄想使我们的舰艇统统变成“旱鸭子”。“争气钢”，争的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志气。要炼出这样的“争气钢”，靠什么呢？厂长白显舟想的是依靠进口合金元素，依靠资产阶级专家权威的洋拐棍；而赵四海和他的战友们想的就大不一样。赵四海想得可深了：决不能让我国国防建设的主动权落在别人手里。决不能丢掉党的总路线的精神和我党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一定要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利用我国的富有资源，闯出一条不依赖进口合金元素的炼钢道路。两种想法，两种方案，代表的正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两条根本对立的工业路线。斗争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赵四海是一个炼钢工人，按照厂长的想法，他的本份就是按照专家设计的方案把钢炼出来。可是赵四海却不满足于这一点。这个全厂的红旗手，把党的希望，革命的要求，阶级的重任，都装在心里，担在肩上了。他以高度主人翁的责任感，不但敢于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走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自己设计出新的方案来；而且他事事、处处都把新钢种的治炼提高到党的路线的高度来认识，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的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咱们不于，谁干？”“就是跳到炉子里，也要把争气钢炼出来！”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的革命气概。《钢》剧以充满革命激情的笔调，揭示了赵四海这种革命自觉性的来源：要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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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坚特这个方案，为什么要走这样道路？我敢响亮地回答，就因为我们心里记着毛主席亲自给我下的命令。四海的炼钢炉，是毛主席亲自视察过的炉子。四海永远不会忘记那无比幸福的一天，毛主席握住了他那双布满油腻和汗水的手，亲口对他和他的战友们说：“好好干，大有可为。”正是这七个字，它成了赵四海无比坚定的信念，成了他的一切英雄行为的思想动力，使他不为任何因难和挫折所动摇，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去夺取胜利。看了这出话剧，我们都会深深感到，赵四海无愧为时代的劲松，他本人就是一块用特殊材料炼成的高温不软、低温不脆的合金钢。
    作为炼钢工人的光辉典型，赵四海集中体现了广大炼钢工人的共同的革命意志。赵
    四海的方案，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也不是他一个人设计出来的，而是全厂工人的共同心愿。正如老田师傅所说的，方案“是全厂工人的心血和汗水泡出来的”。为了它，不会写的一笔一划地学文化，不会算的扳着手指头算数据，贫下中农把老田送回工厂，刘大姐她们跳下石灰坑选石灰，…话剧用生动的艺术形象表明了一个真理：“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要真正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工业，那就必须全心全意依靠象赵四海这样的工人群众。只有他们，才是工厂的主人，社会主义工业的创建者；只要依靠他们，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成长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个普通的工人，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不依赖进口合金元素的新的炼钢方案，并付诸实现，一定会遇到许许多多困难和挫折。《钢》剧正是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客观规律出发，来结构戏剧冲突，使赵四海置身于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的中心，面临重重的困难和压力。困难不单在于文化和技术方面，在这方面，赵四海和他的战友们有足够的智慧和才能来战胜它们；更主要的，乃是来自错误路线所造成的种种压力。象白厂长这样的人，迷信进口，迷信外国，迷信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以及他的洋拐棍，似乎只要是外国的东西，什么都是好的，而对我们自己的东西，则百般挑剔，这也不好，那也不行。资产阶级权威说一句“此路不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判决书”。他把自己的心拴在资产阶级权威的身上，既不相信国产合金这匹“野马”是完全可以通过实践掌握其规律性的，更不相信中国工人阶级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不相信党的群众路线的巨大威力，以致身居领导岗位，却不能带领群众前进，反而对革命的新生事物采取了完全错误的立场，给赵四海他们造成了各种困难和压力。《钢》剧没有抹平赵四海和白显舟的矛盾，而是从正面充分展开了双方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把它写深写透，从而使赵四海的英雄形象得以丰满而深刻地树立起来。
    作为全剧矛盾冲突的主线，赵四海和白厂长的斗争，经过了四个回合。第一场争论是，方案的设计究竟是依赖进口合金元素，还是立足于本国资源；第二场争论是，当赵四海的方案试验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坚持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用赵四海的话来说，“是闯一闯还是退一退”？第三场争论是，出了事故以后怎么办？是查清事故，继续前进；还是“悬崖勒马”，“下马让路”？最后在第七场，在停还是炼这个尖锐的问题上，冲突达到高潮。这儿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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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都贯穿着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尖锐冲突，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激烈、更深入，其中又穿插着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以及赵四海的战友陈有根的临阵动摇和思想混乱。陈有根的思想动摇，是阶级敌人煽动的结果；而阶级敌人又正是利用了白厂长的错误路线，进行煽风点火，在试验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刻，一手制造了炉子爆炸的严重事故。这三个方面互有联系的矛盾冲突，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赵四海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钢》剧使赵四海面临这么多的困难和压力，会不会损害赵四海的英雄形象呢？不会。这正如老田师傅所谈的，合金钢也只有在高温炉里才能炼出来。正是由于赵四海紧紧依靠党，依靠工人群众，从党和群众那里吸取了无穷的力量和智慧，克服了重重困难，顶住了种种压力，才使他的英雄性格发出夺目的光彩。这里的关键在于，赵四海在斗争中是否处于主动的、进攻的地位。我们看到，赵四海以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坚定性，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始终把握着斗争的全局，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坚定沉着，明察秋毫，既识别了阶级敌人，又团结了战友和同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最后夺取了斗争的胜利。在第七场，白厂长当众宣称要撤销赵四海的炉长职务，矛盾冲突一下子被有力地推向高潮，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话剧以浓重的笔触，突出地表现出赵四海敢于反潮流的英勇无畏的性格。请看下面这段精采的对话：
    白显舟：…我现在正式宣布，你们立即停止试验！
    赵四海：停止试验！这就是停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工人决
    不答应！
    白显舟：你是共产党员，厂部决定，你要带头执行。
    赵四海：这个试验是党委批准的，现在党委没有作出新的决定。白显舟：在紧急情况下，我厂长有权决定生产事务。赵四海：厂长的决定也不能离开总路线的精神。白显舟：赵四海，你这样下去，会犯大错误的。赵四海：共产党员捍卫党的方针路线高于一切。
    赵四海这些针锋相对、斩钉截铁的回答，把他的一心为党，无私无畏的英雄性格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有的同志也许会提出疑问，在一九六二年这样的时候，一个炉长可以这样顶厂长吗？确实，在赵四海的战友中间，象陈有根，就认为领导的话不能不听，领导的意图一定得照办，否则就一定要犯错误。这个朴实的工人，一时理解不了为什么在党内也会有斗争，为什么一个党的领导还会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当时，决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是陈有根。实际生活中也远不是这样。对赵四海来说，他当然还不能象今天经过了第九、第十两次路线斗争的工人阶级那样来理解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但是，他是一个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员，毛主席的教导在他心里生了根，开了花，化成了他的灵魂和血肉。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那就坚决照办。只要是党的任务，那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完成。反之，对于一切不符合党的利益，不符合毛主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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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导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就是要硬着头皮顶。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应该具有的革命品质。《钢》剧描写赵四海的敢于抵制错误路线的反潮流精神，并没有脱离开当时的特定的时代条件和斗争环境，并没有用今天的斗争方式硬加到赵四海的身上去。它既充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又注意到历史的真实性。对于白厂长，作为厂的领导，赵四海对他是尊重的。在第三场，当白厂长用“组织决定”来压赵四海的时候，赵四海的回答是：“组织决定我坚决服从。不过，我有个要求，希望把我的意见带交党委讨论！”这是很有分寸的。作为同志和战友，赵四海对白厂长还是充满深厚的阶级感情的。他为白厂长离开工人越来越远而痛心，满腔热情地要把白厂长拉回来。他从来不计较个人恩怨，就在白厂长当众宣布要撤他的职的时候，他仍然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情谊，和白厂长一道回忆毛主席来厂视察的幸福的时刻，回忆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帮助他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高度挖掘错误的思想根源。他的坚定的原则立场，火热的阶级感情，对毛主席的教导的深刻的理解，都使白广长不能不为之感动。这场戏写得激情洋溢，情理兼备，矛盾冲突是写足了，但又没有失去应有的分寸，很有说服力。
    《钢》剧写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正面冲突，并没有在生产过程和技术问题上纠缠不清，也没有停留于形式上的剑拔弩张，而是着力于在思想和世界观的深度上进行开掘，深刻揭示英雄人物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剧本充分利用话剧艺术的特点，让赵四海同白厂长、同陈有根、同应家培都展开思想交锋，这些思想交锋，对不同的对象，处理上又各不相同。同白厂长的斗争，是路线斗争，这种路线斗争，又往往表现为激烈的思想冲突。第三场赵
    四海和白厂长的一场辩论，就集中在社会主义工业应该走什么方向和道路这个原则问题上。白厂长说赵四海想得太远了，赵四海回答说，对这些原则问题不能不想。白厂长对赵
    四海他们的试验，看到的只是一大堆失败的钢样，还有一九五八年失败的数据。而赵四海恰恰就是从失败中找到成功的依据，从中积累了经验，发现了问题，攻克了难关，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两种世界观真是泾渭分明！就在这同一场，赵四海用那块破钢板教育陈有根。对这块破钢，赵四海想得比较深，比较远。他把它从海军首长那里要来，挂在墙头上，看着它，就想到前方战士的深切的期望，想到帝、修、反如何勾结起来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国防和社会主义建设，懂得只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闯出我们自己的路来，中国才能富强。他是红旗手，他的组是红旗组。但他想的不是守着红旗坐着看，而是扛着红旗往前闯。这些颇具匠心的刻划和那些动人心魄、闪闪发光的语言，都很有深度地揭示了赵四海的崇高的思想境界。
    《钢》剧不但通过正面的思想交锋来突出赵四海的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革命品格，而且也通过各种方式，从侧面来表现赵四海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第六场，老田师傅从医院里跑出来，到党委办公室对王书记和白厂长说的那席话，的确是字字千斤，为赵四海立了一篇感人肺腑的小传。老田是四海的师傅，从小看着他长大。他对四海的为人和内心感情，以及这些天来日日夜夜心里翻腾些什么，比谁都了解。他用炽烈的语言把一个炼钢工人的
    一颗对党对人民赤诚的心端了出来：“厂长，一个炼钢工人拿不出钢来，他心里有多么难受，你知道吗？”看到这里，谁还能抑制得住内心的激动？紧接着，王书记对白显舟讲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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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事故以后
    看话剧《钢铁洪流》、《第二个春天》后想起的
    石望江
    我们的戏剧中常常写到事故。最近看到的话剧《钢铁洪流》和《第二个春天》也是这样。前者写了试验用国产合金元素治炼新钢种时炉顶烧塌，后者写了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海鹰”号舰艇首次试航时起火烧焦。事故发生后，剧中人对于事故本身和隐藏在事故背后的各种问题表示了各不相同的态度，戏剧冲突也就从此展开。
    戏剧是生活的反映。我们在生活中也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故。看完戏，对于应该如何看待事故的问题，产生了一些想法。
    一般说来，事故不是好东西。它会给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带来或大或小的损失。因此，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它、预防它。但是，尽管我们不喜欢它，它还是常常会不期而至。此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人类对于事物的认识，从来就不是一次完成的，总是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所谓“曲折”，就包含着在实践中的多次失败，也可以说是多次“事故”。《第二个春天》中“海鹰”号的起火事故，就属于这一类。其实，不要说是建造一艘现代化的高速舰艇，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吧，
    段话，更进一层的展示了赵四海的最可宝贵的革命品格。这些场次的处理，既有充沛的革命激情，又有思想的深度，使赵四海的英雄形象越来越光辉地矗立在观众的面前。
    《钢》剧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鼓舞的。尽管这个戏还有不足之处，诸如，王书记、陈有根等人的形象还欠深厚，个性也还不够鲜明，对赵四海的刻划，有浓重的泼墨，还少一点细致的工笔等等。这些都还有待改进。选择钢铁工业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这一重大题材，歌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重大主题，并且正面展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激烈冲突，从而塑造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典型，这在话剧舞合上，还是一种新的尝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钢》剧所取得的新成就和新经验，是十分宝贵的。这一成就表明，只要遵循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话刷革俞的前景是无限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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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学骑车难免摔跤，初学游泳也会呛水。事情虽有大小，道理却是一样。
    除了认识上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生活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社会中。许多事故的造成与政治斗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钢铁洪流》中第一次试炼的失败，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应家培偷偷换掉了高温耐火砖，而这个阶级敌人，又被站在错误路线一边的厂长白显舟保护着。人们通常把这类事故称之为“政治事故”。阶级敌人的破坏、错误路线的干扰和认识过程的曲折性交织在一起，就使复杂的事情更加复杂了。
    既然认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都是客观存在，那么，可以说：事故的产生有偶然的一面，也有必然的一面；有不正常的一面，也有正常的一面。问题不在于我们要不要它，而在于以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位“不速之客”。
    这态度，是和每个人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立场分不开的，它也是每个人对整个革命事业的态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两个戏中两位厂长对事故的态度有一点是共同的：害怕。齐大同在“海鹰”号烧焦后看起来是在沉着地处理现场，其实他怕得很。他说自已几年来“实际”得多了，实质上是被各种困难吓垮了，胆怯得多了。在他看来，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就该“让‘海鹰'进棺材”了。白显舟更干脆，他声色俱厉地对赵四海说：“你想继续治炼是不是？可是我问你，你有没有把握保证下一炉不再把炉子烧塌？”按他的逻辑，只有谁给他打了“保证不出事故”的保票，他才敢往前走一步。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惯常表现之
    一。这种人在生活中也能经常遇到，他们丧失了革命的坚定性，丧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战斗意志和革命气概，一有点波折，就成了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除了一炉炼坏的钢，一艘烧焦的船，他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因此，他们必然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抵制和反对群众运动，压制革命的新生事物，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上去，自己在事故面前战战兢兢还不算，更严重的是以事故为借口来拖革命的后腿。这样，事故又成了他们手上的压制革命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武器。结果呢，不仅没有把问题解决，反而扩大了事故，到头来，一场更大的政治事故在等待着他们。你看，白显舟想用进口合金来“解决”事故，但帝国主义国家条件苛刻，死死地卡着；齐大同想照搬修正主义国家的设计来“补偿损失”，但敌人用撕毁合同的无耻手段回答了他。
    与他们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戏中的英雄人物赵四海、冯涛和一大批工人同志。他们懂得：“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因此，他们不想逃避困难，而是积极地去战胜困难。事故发生以后，对他们产生压力的，岂只是一炉坏钢、一艘焦船而已。然而他们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出发，立党为公，冷静地正视事故，分析事故，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事故，并在解决的过程中迈出了新的步伐。一句话，努力把坏事变成好事。
    事故本身包含着两重性。它的发生，是矛盾的暴露，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们的戏剧作者们之所以常常喜欢写事故，恐怕原因也在这里。因为戏剧作品要高于生活，要典型化，总得择取矛盾冲突开展得最充分、最激烈的那一段时间，而事故，又总是与这种电闪雷鸣般的矛盾冲突相伴随的。矛盾展开得越充分，解决起来也就可能越是彻底。这也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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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事故的一种“特殊功用”吧。请看，《钢铁洪流》中的事故，把赵四海和白显舟之间的-一场路线斗争引向了深入，也使暗藏的阶级敌人应家培露了马脚。这两场斗争通过反复的较量，得到了解决，结果，革命和生产都取得了胜利。《第二个春天》中，冯涛和齐大同这对曾经是“两个身体、一个脑袋”的老战友，但“海鹰”号一起火，在事故的面前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分歧，分别代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矛盾一摆开，于是就争论，就斗争，最后是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中国工人阶级战胜了修正主义者的挑衅，齐大同受了教育，冯涛、刘之茵和工人同志们受了锻炼，“海鹰”也“飞了起来”。
    其实，同样的动人事例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同样是事故的发生，有的单位，切切实实地寻找原因，揭露了阶级敌人，或者是批判了错误路线，大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也有的单位则在一些“责任性事故”中吸取了教训，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制订出新的合理的规章制度，加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堵塞了今后的漏洞。但在事故面前也有抱着另一种态度的，他们象白显舟、齐大同那样惊惶失措，不是相信和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去寻找事故发生的原因和解决事故的办法，而是消极地想只依靠所谓“制度”把群众束缚得紧紧的，条目越烦琐，管卡得越死就越好；或者若是对新生事物丧失了信心，赶紧打退堂锣鼓，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外国技术的进口上，而忘掉了必要的国外技术引进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一“洋为中用”的原则。
    由于这番议论是从两个戏剧作品引起的，因此，未了又想附带谈几句文艺创作。《钢铁洪流》和《第二个春天》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从接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矛盾这一点上说，它们恰正是反映了生活的本质。我们并不提倡大家都来写事故。我们强调的是文艺创作必须反映矛盾而不能去回避矛盾。事故仅只是矛盾冲突的一种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是丰富多采的。它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去表现。有的同志由于怕出“创作事故”而怕写矛盾冲突，那末，白显舟、齐大同的经验教训，倒是很值得这些同志认真地吸取的了。当然，如同生活中暴露矛盾并不等于解决矛盾一样，仅仅敢写矛盾冲突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在革命的创作实践中研究如何在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等一系列课题。即便是写事故吧，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写了事故的发生，以为这就有了“戏”，而是必须仔细地琢磨“发生事故以后”各种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充分地表现出戏中主要英雄人物对待矛盾的革命态度，感染和鼓舞着人们向英雄人物学习，这才是更重要的。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也难免要出“事故”，在“发生事故以后”应当抱什么态度这一点上，我劝作者们向赵四海和冯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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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剧本两面镜子
    谈中国话剧《钢铁洪流》和苏联话剧《炼钢工人》
    肖
    豫
    很巧，最近几乎同时读到两个剧本：中国话剧《钢铁洪流》和苏联话剧《炼钢工人》。讲的都是在炼钢厂发生的故事，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两幅多么不同的画面：在火光熊熊的炼钢炉前，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工人阶级坚持社会主义的工业发展方向，击退了帝修反的挑衅、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不仅满怀豪情地用自己的双手炼出了优质合金钢，而且把自己也锻炼成了象合金钢一般坚强的革命战士。这是《钢铁洪流》所表现的壮丽图景。
    在另一座炼钢炉前，火光照见的却是一片生产紊乱、乌烟瘴气的局面。但是，据说造成这些恶果的罪魁祸首是工人。于是，炼钢炉前又成了资产阶级分子迫害工人的场所。鲁迅曾说过，把外形相仿佛的硫化铜和真金一比较，便可以加深对这两种东西的认识。同样，把这两个都以炼钢炉为背景的剧本放在一起，也会起到类似的认识作用。这两幅生活图景，色彩悬殊，互为反衬，对比的效果不是分外强烈吗？
    在这两幅生活图景中，各有一个中心人物：赵四海和维克多。他们分别主宰着两个戏的舞台。乍一看，两个人也颇有相似之处。赵四海是炉长，维克多后来也做了“炼钢师傅”；赵四海喜欢“顶撞”，维克多也喜欢“顶撞”。但实际上，他们却代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精神品质。
    赵四海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用老田师傅的话来说，“这孩子从小在苦水里泡大”，后来“是党一手把他拉扯大的。这些年来，这孩子从来也没有辜负党的期望，党急什么，他急什么，党要他干什么，他决没二话。”正因为这样，他成了工人阶级的光辉典型。他深深地热爱着他的阶级，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为之而战斗。正因为这样，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整个阶级都在支持他。你看，他坚持试炼“争气钢”，受到了广大工人的热烈拥护，从老工人到青年工人，从料场女工到已经退休回乡的老师傅，都坚决站在他的
    一边。与他恰恰相反，维克多在工人群众中则是绝对孤立的。当他拿着一张大学毕业证书，以一个精神贵族的姿态出现在工人中间的时候，子然一身，形影相吊，除了一个在打群架中结识的“朋友”，谁也不愿意理睬他。他出场以后，剧作者为他设计的“英雄行为”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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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一是揭发了原炼钢师傅偷工减料的行为；二是开了一辆推土机把工人们常去喝酒的一家小酒店给推倒了。这是他，也是剧作者提出的“解决”苏修工业路线的破产的具体行动。维克多秉承着主子的旨意，贼喊捉贼，把一切罪责都推给工人，时时处处与工人“顶撞”，与工人为敌。一个女工说他“单枪匹马地反对大伙”，这个“大伙”，实际上就是整个工人阶级。总之，一个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一个是工人阶级的死敌。这个区别，从他们自己的台词里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赵四海：（深沉地)…我记得自己是一个工人的儿子，是党把我一手养大，十几
    年来，我都记着这一条。…我们想为党为咱们工人阶级争气…
    维克多：（对工人）…我本来以为，你们都是人…因此你们会理解我的…
    现在我不再这么认为了…什么工人阶级！…你们都是小店老
    板…
    这两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两个人的阶级属性。维克多那种赤裸裸的叫嚣，很象《钢铁洪流》中反革命分子应家培咬牙切齿的独白。维克多不就是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下，横行无忌的应家培吗？
    一个社会树立什么样的代表人物，足可反映这个社会的性质。赵四海和维克多这两个典型，就象两面镜子，清晰地照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两个不同的天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党和国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他们的革命自觉性和创造性；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则是依靠一小撮工头、工贼镇压工人群众。赵四海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他的精神品质的最根本方面是具有着充分的阶级自觉性。这种掌握了自己阶级的命运，掌握了国家和整个革命事业命运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栋梁。他们的大量涌现，正是党的事业发达兴旺的标志。毛主席多次教导说：“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千千万万个赵四海正在不断成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这种有着高度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眼中，却象洪水猛兽一般可怕。他们的法西斯政权就是建筑在血腥镇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自党性一旦调动起来，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也就要完蛋了。为此，苏修叛徒集团拚命在工人中提倡奴性，妄图使苏联工人阶级在他们的反革命专政下温良驯服、俯首贴耳。维克多就是这种奴性的积极倡导者和推销者。维克多之所以“单枪匹马”地反对工人们，据说是因为工人没有“职业上的诚实性”。一批苏修评论家认为“诚实”是维克多品质中最“美好”的东西，同时又是他对工人施行“高于
    一切”的“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诚实”，这确实是一个动听的词汇，可惜在实际生活中，它从来就不是超阶级的。两千年前的孔子及其门徒，也很强调“诚”的理论，说是什么“斋戒沐浴可以祠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正是反动的奴隶主。基督教的传教士要求人们对上帝“诚实”，这个“上帝”，就是地主资产阶级。蒋介石也曾鼓吹“诚”的哲学，但这根本就是维护法西斯统治的精神枷锁。历代反动统治者都向劳动人民要求“诚实”，而他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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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则从来就没有诚实过。所谓“诚实”，其实只不过是奴性的代名词而已。列宁格勒一个联合企业的总经理就曾经遗憾地承认，维克多也很有一些不诚实的地方。例如，他把自己曾与朋友的未婚妻结过婚这一点一直隐瞒着；他很想爬到炼钢师傅的位子，却又假情假意地推却等等。由此可见，他所提倡的“诚实”是只要求工人奉行而自己根本不准备实行的。他要求工人对谁“诚实”？说到底，是对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诚实。他在剧中的一系列行动，目的就是为了强迫工人用这种“诚实”精神来对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负责”，遵守修正主义工业路线强制推行的棍棒纪律。一句话，就是要求广大工人循规蹈矩地做苏修垄断资产阶级的奴隶。
    但是，工人并不听从这-一套“诚实”的说教。于是，维克多在被碰得鼻青眼肿以后，就凶相毕露地宣称：
    “首先应当教会人们诚实！在一切方面！如果需要，甚至用暴力！”
    真是图穷而匕首见。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家尼采曾宣扬：“上等人有必要向群众宣战！”维克多在公开地向工人群众宣战了。他相当“诚实”地说出了勃列日涅夫统治集团的心里话：用法西斯“暴力”威逼工人阶级做“诚实”的奴隶。苏联一个新资产阶级分子激动地说，维克多的这些话是“生活的命令”。其实，这毋宁说是勃列日涅夫的命令。苏修叛徒集团毫不掩饰地宣布，维克多、切什可夫、普隆恰托夫等形象是“现代的、社会需要的思想的代表者”，“是我们社会今天所需要的那种主角（英雄）”。一个社会如此迫切地需要这群镇压工人阶级的鹰犬，并把他们诩之为“英雄”，这个社会的性质也就不问可知了。事实上，这种“需要”不仅明显地暴露了苏修叛徒集团企图继续加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欲望，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工人阶级反抗他们的斗争正在兴起。劝导“诚实”，正因为很有一些人对他们不“诚实”；乞灵于法西斯暴力，正证明他们反动统治很不巩固。《炼钢工人》的剧作者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这样一个结局：维克多因推倒了小酒店要受审，工人们自动募捐替他赔偿损失。这条为维克多硬加上去的一个“胜利的尾巴”，完全是自欺欺人之笔。实际上恰恰相反，今天的苏联工人阶级决不会永远让维克多和他的主子们欺压。他们总有一天会开动着革命的推土机，在苏维埃大地上进行一次清理工作，把维克多之流这些政治垃圾彻底扫除干净。
    “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炼钢工人》这个从思想到艺术都糟透了的剧本，不仅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乌烟瘴气、群魔乱舞的苏联文坛现状，同时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思想内容的反动必然带来艺术上的没落这样一个真理。转过头来看看我国的《钢铁洪流》，恰正与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因为赵四海是朝气蓬勃、气壮山河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因此，塑造这样的英雄形象的作品也有着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格。今天，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的中国大地上，象《钢铁洪流》这样的无产阶级文艺新花，有的正在破土而出，有的已经含苞待放，它们与鲜艳夺目、迎阳盛开的革命样板戏的奇花异卉汇聚在一起，形成为一个万紫千红、争妍夺春的百花园。毛主席在二十儿年前就指出：“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读完《钢铁洪流》和《炼钢工人》这两个刷本，我们可以对这段话获得更深刻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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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研怀
    以小见大
    谈谈小戏创作
    上海戏刷学院奚文熙
    小戏，短小精悍，灵活轻便，能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生活，既有利于全国广大地区群众业余文艺活动的开展，又有利于文艺队伍的培养，很值得提倡。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不断涌现出来的大量小戏中，我们已经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它的强大战斗力。有人说：“小戏只能写小事，因此提倡它是错误的。”这种论调听起来很耳熟。在过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的时候，周扬一伙也主张小戏只能写小事，只能写邻里纠纷、婆媳勃谿，妄图取消小戏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职能。今天的这种论调，是文艺黑线的流毒没
    有得到彻底肃清的反映。
    小戏完全可以做到“以小见大”，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所谓小，指的是篇幅。但
    一切文艺作品的政治容量和社会作用，从来就不是以篇幅来衡量的。鲁迅生平没有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但他那些一、两千字的短篇作品，画出了一个时代各个阶级的人物典型，起到了某些卷帙浩繁的“皇皇巨制”所起不到的战斗作用。他也没有写过滔滔不绝的长诗，而只是四句、八句，儿十个字，熔铸了革命的世界观，直接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就是“以小见大”的光辉典范。我们的不少小戏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象《新委员》，说它“小”，一个独幕剧，五个角色，半个多钟头的演出时间，确实不能算“大”。但它却通过新千部方承松和老干部徐成在对待支援兄弟厂新产品上马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由此引起的矛盾冲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条不同企业管理路线的斗争，你能说它“小”吗？《拣煤渣》也是如此。它不仅篇幅小，矛盾又在被李小虎称之为“一点点”的煤渣上展开，但它不仅写了节约和浪费之间这个很有现实教育意义的题材，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了隐藏在这个问题后面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于是，“小”也就变成了大。
    当然，这并不是说，小戏就可以代替大戏，短篇作品可以代替长篇作品了。我们波澜壮阔的革命事业，迫切需要大量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精益求精的大戏和其他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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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来反映。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一系列革命样板戏，就是这样的艺术明珠。它们在塑造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时候，展示了广阔的革命斗争生活画卷，写出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曲折而完整的过程。从这些方面看，小戏在时间和空间上确实有一定局限。但我们在创作小戏的时侯，不是通过扩充篇幅来冲破这种局限，而是应当在样板戏创作经验的指导下，尽量在较小的篇幅中扩大作品的内在容量，使之具有更深刻的政治意义，做到从小作品中来反映大题材。
    “大”是否一定要写大场面？不一定。题材的重大与否，与场面的大小不完全是一回事。小戏完全可以写重大题材、重大主题，但这只能是以小见大，透过一个侧面来反映火热的斗争生活。事实上，凡是与当前实际生活中发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息息相关的，都属于重大题材、重大主题。小戏由于具有轻便、及时的特点，在这方面具有优越的条件。就以小戏《补课》来说吧，它的题材和主题是在教育革命过程中提炼出来的，虽然写的事件并不大，却提出了如何培养和教育青年一代这样一个大问题。它一问世，本身也就参加了教育革命。有的人反对它，有的人支持它。对《补课》的争论，在一些中学里一度成了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证明它的主题是深刻的，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小戏的作者首先必须是现实斗争中勇敢的战士，才能表现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主题。一些小戏的作者说：“要写大事，首先要关心大事、胸怀大事。”这很有道理。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作者在斗争中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力求把握住现实斗争的脉搏，洞察各种社会现象的实质。《补课》的作者在两条教育路线斗争中认真学习，几易其稿，使主题不断深化，最后在学习了培光中学的经验以后，才确定了现在的主题，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小见大”的“大”，还必须体现在英雄形象的高大上。
    过去的小戏舞台，是中间人物特别活跃的场所。过去曾经有过这样一种“理论”：“小戏篇幅小，无法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而抓住中间人物转变的一刹那，则可在短时间内出性格、出人物、出戏。”不错，小戏也应该“出性格、出人物、出戏”，但问题是出什么性格、什么人物、什么戏？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每天都在涌现出无数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要不要表现和歌颂他们，这是决定文艺的阶级性质的一个根本问题，小戏自然也不能例外。热衷于表现谓中间人物，实质上是以庸俗和渺小来取代崇高和伟大，最后势必滑到修正主义的文艺泥坑中去。小戏也可以写转变人物，《新来的管理员》中的罗大刚，《无影灯下颂银针》中的罗医生，《补课》中的张老师和李钢，都可称之为转变人物，但写他们的目的，只能是为了衬托英雄人物。事实证明，只有致力于写好英雄人物，才是真正起到篇幅小、容量大的效果。
    要写英雄人物，关键是要典型化。有人以为既然要求小戏迅速及时反映现实生活，就不能要求典型化。这是一种误解。决不能认为典型化只是对大戏的要求；小戏就可以局限于真人真事，或者典型化的程度可以低一些。任何革命文艺作品，都必须遵循“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个原则。小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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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例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为现实斗争服务。小戏《一副保险带》的原始素材是相当简单的：一个电工买了一副保险带来向会计报销，会计不同意，经过说服，电工就去退了。如果局限于真人真事，显然是难于构成一出富于教育意义的小戏的。可是，作者们并不停留在这一点，而是通过广泛的深入了解，积累了许多会计勤俭办社的先进事迹，有机地集中在红英这个典型形象身上，这个戏的思想意义就大了。《补课》所写的，似乎是学校生活中几乎天天能遇到的事情，但是，它却能引人深思，促人猛省，原因就在于它“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在金老师身上，集中了许多“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坚持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的革命教师的优秀品质，所以戏虽小，而英雄形象却丰满而高大。因此，小戏决不能就事论事，“现炒现卖”，而必须开拓生活面，更广泛、更深入地接触现实生活，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不要以为小戏小，作者接触的生活面也可以小一点。鲁迅历来反对那种把短篇作品的写作看得过于容易，略有所感便填成一篇的才子作风。他自己，即使是千把字的短文，也总是运用几十年来阶级斗争中积累的历史经验，花费巨大的“知人论世”的功夫，付出辛勤的劳动而后写成功的。这样的作品，即说短，也能画出整个社会的面貌，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只有在大量的生活素材中提炼出来的作品才会具有典型性。换言之，只有经历了从“大”到“小”的过程，才可能“以小见大”。自然，小戏的“大”，毕竟是寓于“小”之中的。因此，要表现重大的主题，塑造高大的英雄形象，必须仔细研究和把握小戏的特殊性。例如，与大戏相比，小戏特别要求人物简约、情节单纯、结构紧凑，所以，就需要有较好的艺术构思，讲究故事性，尤其是戏剧冲突的开展要迅速、集中。有的小戏，人物设置叠床架屋，矛盾进展缓慢拖沓，生产过程的交代不厌其详，结果只能浅尝辄止，草草收场。广大群众批评这种小戏是“派头大，效果小”。这与我们“以小见大”的主张适得其反。应该说，“以小见大”既是小戏的长处，又是小戏的难处。在艺术形式上求“小”、求集中、求凝炼，目的正是为了在思想内容上求“大”、求深刻、求有更大的普遍性。不能离开思想内容的要求孤立地来探讨小戏的“小”。只有在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找到“以小见大”的钥匙。所以对于那些思想内容方面主流好，而在艺术上较为粗糙的小戏，不要轻易否定，而应在实践中反复修改，努力把它搞好。目前，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小戏创作也和其他文艺创作一样，正在蓬勃开展。这本身是一件大事。千百万工农兵业余作者用小戏作武器，迅速地反映各条战线上的现实斗争，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满足广大群众对精神食粮的迫切要求，都有着巨大的意义。我们要满腔热情地提倡它、培植它、保护它。现实生活需要小戏，同时又为小戏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小戏的活动领域是广阔的，它是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小戏搞好了，对大戏、对整个文艺领域都会有积极的推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以小见大”吧。·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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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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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民淮剧团乔谷凡顾少春
    近两年来，我们和嘉定县桃浦公社的业余作者一起创作了《六月红》、《一副保险带》等小戏曲。合作的过程，是我们移立足点、改造世界观的过程。斗争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专业和业余结合，不单是个文艺创作的方法问题，还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向问题。
    专业和业余结合，对专业工作者来说，首先有个指导思想问题。《一副保险带》原来是业余作者根据真人真事写的一个广播刷。我们根据这个素材，到桃浦公社李子园大队深入生活，和业余作者相结合，重新创作。参加写作的同志中有县文化馆的干部，也有李子园大队土生土长的业余作者。开初，我们所以要合作的动机是：自己剧团的创作人员人少力单，要完成创作任务，只有到工农兵当中去寻找力量。抱着这种单纯找力量、找帮手的思想，我们的眼睛就光盯着文化馆的干部，对那位参加创作全过程的业余作者，我们却认为他不会写戏，当然不能成为结合的主要对象了。我们只是把他作为在生产队深入生活的“接头人”、熟悉素材的“材料袋”。但是，这位同志以文艺创作的主人翁的态度，对剧本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他的实际行动正是对我们的错误思想的有力批判，促使我们认真地重温毛主席有关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教导：“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向文化馆的同志学习，当然是十分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将贫下中农选派的代表撇在一边，名谓和业余结合，实际上将业余的同志当作“接头人”、“材料袋”，甚至只是装装门面，就完全不对头了。这是“技巧第一”、“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思想在我们头脑中作祟的必然结果。这个教训说明了，和业余相结合，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有
    一个虚心向业余同志学习的态度，否则是一定结合不好的。
    专业和业余相结合，象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样，道路并不平坦，有曲折，有斗争。而这种斗争又一定要反映到我们思想上。《一副保险带》公演后，得到领导和工农兵观众的鼓励，本来这是一件好事，体现了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胜利。但是，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和名利思想也跟着向我们侵袭过来。加上我们本身是有缝的蛋，头脑里残留着这些脏东西，因此苍蝇一叮就中。听到一点风言风语就患得患失，觉得“和业余合作的作品低人一等”，而且“吃力不讨好”。正当我们思想上产生犹豫彷徨的时候，党组织热情地支持和肯定了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方向，并且引导我们从党的基本路线来看待思想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使我们意识到，资产阶级向我们吹冷风，目的正是要否定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只有全心全意做人民群众忠实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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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义务，绝对没有为个人图私利的权利。专业作者要与业余结合好，就应该不断地向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和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打进攻战，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所以，当我们确定创作《六月红》的时候，仍然坚持了和业余相结合的方向。
    这里想谈一谈《六月红》题材的得来。在《一副保险带》的创作过程中，我们把李子园大队当成自己的家，当地的领导、贫下中农也把我们当作家里人。记得我们在修改《一副保险带》的时候，光注意和这题材有关的先进人物的事迹，对身边发生的其他事情则并不在意。但是，在那里蹲点的公社党委副书记以及贫下中农，他们常常把丰富多采的斗争生活讲给我们听。有一次，党委副书记给我们讲起一个生产队长和质量检验员之间发生的矛盾，我们觉得很新鲜，一追问，原来就是我们所住的生产队。平时，由于我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先进人物、先进思想，熟视无睹。经副书记提醒后，才留心起来，才感到检验员一丝不苟地对待质量的严格态度，正表现了广大贫下中农通过文化大革命在精神面貌上发生的深刻变化。这就激起了我们表现贫下中农“敢把工农情谊一肩担”的光辉思想的愿望。就这样，修改《一副保险带》，带出了《六月红》的题材。说起来好象很偶然，其实偶然中寓有必然。这个题材的得来，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身在宝山不识宝？这是因为我们人虽然下去了，实际上对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还只是浮在上面，或只是站在旁边，没有真正卷入生活的激流中去。只有当你与工农兵一起劳动，一起战斗，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才有可能尝到“源泉”的甘美，才能发掘出生活中的宝藏。
    专业和业余相结合，能否充分发挥业余作者的作用，关键在于专业人员有没有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决心。按理，我们有了《一副保险带》结合时的教训，创作《六月红》时该不再出问题了。其实不然。态度不端正，在合作过程中依然要出毛病。记得我们在讨论《六月红》提纲时，本来很活跃的业余作者小张，两天内却一言不发。我们问她，她笑而不答。开初，我们还怪他们何以只动腿，不动嘴。后来我们从另一个业余作者那里了解到，她觉得枯坐在这里没意思，还是回去参加劳动对党有贡献。果然，第三天她没有来。小张的走，使我们震动很大。是什么原因使小张觉得枯坐没意思？她为什么不开口？是她开不了口，还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行为使她无法开口？我们查一查自己的思想，自已的行动，终于发现小张的走，关键在我们身上。本来，小张他们对《六月红》的题材、主题以及英雄人物，认识要比我们深切得多，最有发言权，但是在我们思想上，却自以为要此业余作者高明，他们开口也罢，不开口也罢，无碍大局。这种思想表现在行动上，讨论提纲时，我们自己滔滔不绝，张口闭口都是专业名词，业余作者刚发言，往往被我们打断，他们和我们一下子很难有共同语言。实际上是我们垄断了发言。没有共同语言，恰恰反映出我们同工农业余作者存在着很大的思想差距，我们还没有在思想感情上同他们打成一片。毛主席讲：“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象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我们没有放下架子，没有甘当小学生的热情，这才是小张走的根本原因。
    从思想上找到了原因，我们再把小张请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商有量、生动活泼的局面，顺利地完成了刷本的构思。
    我们思想上的这种反复过程，充分说明了，专业和业余结合，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专业工作者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和工农业余作者的结合，首先应该是思想上的结合。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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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余作者本人就是先进人物，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政治热情，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对我们教育很深。《六月红》的写作过程，正逢七月农村大忙，公社党委大力支持剧本的创作，决定业余同志脱产写作。按我们的想法，上有公社党委决定，下有群众支持，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脱产写作了。但是，业余同志的想法同我们不一样。他们党得农忙季节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因此，他们坚持不脱产，并且还出早工，收晚工。只有出工前，收工后，才是他们的创作时间。晚上蚊子咬，便躲在帐子里写。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都按时地完成了任务。业余作者老张，走在路上想到一句，记下来，吃饭的时候想到一句，记下来，他爱人心疼地说：你白天黑夜的“番茄”“番茄”，自己瘦得象条“丝瓜”了。但是他全不理会，写好后还念给周围邻居听，广泛地征求意见。说实在，当我们读着浸透着他们的心血的稿本时，内心无限敬佩。特别是当他们说：“我们不是为个人写戏，而是为阶级写戏，你们要多提意见”时，我们内心更为激动。“为阶级写戏”，这就是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刻苦创作的力量所在，我们和他们相比，千差别，万差别，根本差别就在这里。
    专业和业余相结合，有利于剧本思想内容艺术质量的提高。和我们一起合作的业余同志，以往都没有接触过戏曲创作，他们自谦为“外行”。其实不然。决定一个剧本的成败优劣，当然有各种因素，但是，“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此，起决定因素的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对生活熟悉、认识的程度。这些方面，业余同志比我们强得多，内行得多。《六月红》里，产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是剧本冲突的基础。开始，我们为了突出先进人物菜妹的思想，一味强调她对质量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业余同志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指出我们把产量和质量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否定了菜妹的先进性。根据这个意见，剧本增加了菜妹狠抓产量这个重要的侧面，才使莱妹的形象树了起来。《六月红》公演后，领导和工农兵提出，菜妹怎样追查番茄的一等品里掺有等外品，还缺乏行动。怎么加强呢？当时我们一筹莫展，想不出个办法来。但是，业余的同志立刻想出了办法：让菜妹从磅码簿上发现有三筐的重量超过一般的重量；找出这三筐，就发现有人在装筐后，过磅前，把等外品掺进去了。为什么业余的同志不费什么劲就想出办法来了呢？因为他们熟悉生活，懂得番茄装筐平着筐口，每筐份量基本相似，超重过多就说明其中有问题。这样处理，合乎情理，给人物增添了光彩，又有生活气息。再拿戏曲中的唱词来讲，一般都认为技巧性强，难度高。但是，象《一副保险带》里，“我与社员同劳动共算丰收账，算不尽毛主席的恩情长”，“满田棉花满田稻，都是红太阳光辉照”等比较朴素、生动，富有思想容量的唱句，正是业余同志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切感情的由衷抒发。尚若光掌握音韵音节，而无工农兵的情感，写出的唱词必然干瘪无味，是无法抒革命之情的。因为，技巧再高，也无法掩盖生活和思想的贫乏。业余同志正是以他们深厚的阶级感情，对生活的熟悉，加强了剧本的思想性和艺术质量。
    专业和业余相结合，不单是一种创作方式，本质上体现着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向。这种结合有利于繁荣社会主义创作，有利于专业队伍的思想改造，有利于业余创作队伍的建设。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实践，无论在思想上和工作上都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我们愿意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朝着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道路走下去，不断地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做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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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上了难忘的一课
    谈《补课》的主题提炼
    上器青幸话寄蓄《补课》创作组
    独幕话剧《补课》演出以后，得到工农兵群众的热情鼓励，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鞭策。回顾刷本的创作过程，特别是主题的提炼过程，深深感到在我们的创作思想上是“补”了“难忘的-一课”。
    《补课》是一出反映教育革命的戏。提炼这出戏的主题，经历过不少曲折。我们曾经儿次变换主题，但是，变来换去，总感到不理想，不深刻，感到没有把生活素材中所包含的本质的东西挖掘出来，因此，又逐个被否定。主题，是作品的灵魂，全篇的纲。主题不深刻，就会影响英雄形象的塑造、人物关系的设计和矛盾冲突的组织，影响到作品的战斗性。那么，为什么主题提炼不深刻呢？开始我们没有从思想上好好找-一找原因，只是简单地采取关门讨论的办法，急于想讨论出一个满意的主题来。结果，当然事与愿违。
    正当我们十分焦急的时候，报纸上发表了培光中学教育革命的先进经验，教有战线越烧越旺的斗争烈火，迅速驱散了弥漫在我们眼前的迷雾，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立即改变关门改戏的做法，走出门去，投身火热的群众斗争，奔向教育革命的第一线。在现实斗争的奔腾激流中，我们看到了教育战线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生动事实，听到了许许多多工人阶级关心下-一代的教育的动人事例和优秀的革命教师的先进事迹，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那时候，社会上正在争论学生的知识质量和怎样看待青少年的问题。广大工农兵群众摆事实、讲道理，批驳了“九斤老太”那种一代不如一代的错误观点。现实斗争的教育，打开了我们的心窍，我们的思想好象豁然开朗，懂得了我们这个反映教育革命的戏，应当同教育战线的形势紧密结合起来，用艺术形象来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这样一来，在《补课》创作中一直感到很棘手的提炼主题的问题，竟出乎意外地顺利解决了。这时，我们的心情，犹如石油工人在深邃的地层中突然钻到油层一样，无比兴奋。我们体会到：只有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在反复的生活实践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对现实斗争的丰富内容有所认识，并且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浅尝辄止，是决计发掘不出什么深刻的思想来的。要使创作有新的突破，首先是创作人员的思想要有新的突破；创作人员的思想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剧本的主题思想才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从实际生活中提炼主题，使之具有现实针对性，才能使作品发挥比较强烈的战斗作用。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我们在开始创作的时候，虽然是想要反映教育革命，但具体写什么呢？却有过不少想法。我们看到，经过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教育革命中，涌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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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许多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而另一方面，教师队伍的改造又是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还很复杂。面对教育战线的这种情况，我们的文艺创作理应去“触及时事”，歌颂先进，揭露矛盾，推动教育革命的不断发展。但是，起初我们既不敢歌颂先进，也不敢揭露矛盾。为什么？我们担心：把教师写成作品的主要英雄人物要犯错误；又怕把作为对立面的教师写得不恰当，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有抵触。后来，通过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才明确：问题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阶级感情，站在什么阶级立场，抱着什么目的去写。描写先进教师，是要在作品中歌颂那些受工农兵欢迎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参加教育革命，这怎么会犯错误呢？何况我们写的金老师的形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经过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和教育革命实践的锻炼的先进教师的典型。至于对作为对立面的教师，我们满腔热情地描写他怎样在英雄人物帮助下，同修正主义的教育思想决裂，走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不但不与政策相抵触，相反，恰恰符合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本精神。因此，我们就在戏里试写了两个教师，他们在对待“皮”学生的问题上，展开了两种教育思想的冲突，以此来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没有想到戏一演出，竟闯了“祸”，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部分教师说这个戏提倡了“母爱教育”（指主人公金老师替“皮”学生李钢补书包），长了“皮”学生志气，灭了老师威风，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是毒草。有些同志则认为，教育革命中许多事情还分不清是非，《补课》下的结论太早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头脑里“文化工作危险论”又冒了头。这时，领导和群众及时帮助我们克服错误思想。领导上还特地邀请不同观点的教师举行座谈会，就戏里所触及的问题，诸如什么是“母爱教育”，什么是无产阶级感情，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五敢”精神；什么是孔孟的师道尊严，什么是无产阶级真正的严格要求等等，结合具体的教育实践，进行讨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有一位教师学习了戏中金老师的好思想，主动为学生缝补书包，师生之间本来比较紧张的关系，逐渐有所改善，变得融洽起来。有一位教师开始看了戏很恼火，说：“剧中张老师讲的话，我都讲了；张老师做的事，我今天还在做。你们把张老师提到路线上、感情上来批判，我想不通。”但是，经过讨论，明辨是非，划清界限，他终于明白：“张老师确实错了”，“金老师才是学习的榜样”。这样的例子不少。看戏评戏，变成了一场生动的路线教育，既学习了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又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从而对教育革命起了促进作用。
    为什么一出小戏，会引起那么激烈的争论呢？原因就在于《补课》的主题，涉及到教育革命中人们所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可见，小戏的创作就是要敢于触及时事，敢于写矛盾斗争，决不能搞无冲突论。为此，我们在确定主题以后，就着手把剧中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重新加以设计和组织，特别是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力求突出和深化主题，以进一步增强作品的战斗性。
    在剧本的初稿中，我们把主人公金老师设想为工人讲师，而作为对立面的张老师是一个老教师。以这样的人物关系来反映当前教育战线上的斗争，虽然也可以，但根据现有的主题要求，总感到不够贴切和有力。工人讲师是就阶级成分讲的，老教师是就年龄讲的，构不成必然的冲突；同时，工人讲师的先进典型，还不能体现原有教师队伍的深刻变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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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美术
    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放声歌唱
    上海无线电二厂老工人合唱队
    一九七○年，在党中央关于“要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号召下，出现了学唱革命样板戏的热潮。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认真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老工人在厂党委领导下，也和青年人一样朝气蓬勃地登上了文艺舞台，为革命放声歌唱。
    我们这个合唱队有二十多位老工人，大部分是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女工，平均年龄四
    十六岁，工龄都在二十七年以上。两年来，我们边学习，边战斗，懂得了唱歌不是为了消遣消遣，娱乐娱乐，而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鼓舞群众斗志，抵制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越唱越有劲，越活越年轻。
    我们老工人合唱队刚成立时，不少老妈妈都存在怕难为情的思想。有的讲：“唱歌、唱戏，都是青年人的事。我伲老太婆不要去轧一脚。”有的讲：“儿子孙子都有了，台下做‘奶奶'倒来事，台上唱‘奶奶'勿来事。”这些思想，反映了我们有些老工人对无产阶级要占领文艺舞台、占领上层建筑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对开展群众性的歌咏活动的重大意义缺乏深刻理解。针对这些思想，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识到革命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唱歌不是“白相相”，而是用毛泽东思想去永远占领上层建筑，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一个历史任务。大家一致表示：为革命就要敢于登上文艺舞台。我们老工人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制度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大家说：“旧社会我们吃猪狗食，干牛马活。不要讲唱歌、唱戏，就是连戏院的大门也进不去呀！特别是女工，年纪一大，饭碗都保不牢，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文娱活动？今天，我们不愁吃，不愁穿，生老病死有依靠，社会主义就是好。不会唱歌也想唱，越唱心里越开心，越唱浑身越有劲！”由于大家一心要唱出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唱出自己翻身做主人的光荣感自豪感，唱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所以，尽管我们不大会唱歌，每次唱歌却是十分认真，放开喉咙唱。
    但是，我们老工人合唱队自成立起，也听到一些冷言冷语。有人讲：“老太婆上台瞎起劲，回去抱抱孙子差不多。”有人讲：“这是为了出出风头”。我们听了这些话并没有气馁。大家说：到底是不是“瞎起劲”，到底是不是为了“出风头”，可以让事实来证明嘛！我们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情况。那时，刘少奇一伙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推行一条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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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黑线，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塞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无产阶级占领了文艺舞台，夺取了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能够走上舞台为工农兵演出，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产生的新生事物，怎么能叫“瞎起劲”呢！过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我们的舞台上招摇撞骗，大出风头，有些人看看觉得“蛮好”，为啥我们老工人上舞台，就叫“出风头”了呢？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唱歌唱戏里也有阶级斗争。我们不仅要和修正主义路线流毒斗，还要与人们头脑中的旧传统习惯势力斗。今天，我们工人阶级占领了文艺舞台，就站定了，再也不走了！有人说：“唱歌是瞎起劲”。我们说：“为革命唱歌，越唱越起劲！”有人讲：“唱歌是为了出风头”，我们讲：“工人阶级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向前奔，大有奔头！”
    认识提高了。大家把每一场演出都看作是党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都看作是一场战斗！去年九月份，参加亚非拉乒乓邀请赛的旅日、旅美、旅西德的台湾同胞和我们上海工人阶级联欢。市工人文化宫要我们老工人合唱队也参加。但是通知到厂的时候，工厂已经下班，大部分队员已经回家了。任务重要，时间紧迫，怎么办？厂工会领导和还未离厂的队员紧急开了一次碰头会。大家认为，这次演出意义重大，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新中国工人的豪迈气概和幸福生活的情况充分地让台湾同胞了解，使他们更加热爱祖国，更加向往祖国的统一；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坚决克服，完成任务。于是马上行动起来，有的打电话，有的骑自行车去找人。大家只有一个信念：演出就是战斗，通知就是命令，我们老工人合唱队一定要召之即来，坚决完成任务。
    有的同志住得很远，才踏进家门，听到电话通知，连饭也顾不得吃便直奔剧场；有的同志正在吃饭，得到通知，放下手里的半碗饭就赶来了；有的去看电影了，接到通知，马上从电影院赶到刷场。那天我们为台湾同胞演出，劲头分外足。台湾同胞看到大陆上工人阶级这样幸福，这样有朝气，十分激动。他们用热烈的掌声为我们打拍子。掌声，歌声，交织在一起，把祖国大陆的工人阶级的心和台湾同胞的心紧紧地联在一起。虽然演出到深夜十
    一点，但大家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用热情满怀的歌声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一份努力。我们老工人要唱好一段样板戏，一首歌曲，困难确实不少。我们二十几个人中，有山东人、宁波人、无锡人、常州人、苏州人。俗话说，“乡音难改”，用普通话唱，就是一大障碍。在我们中间，除了三、四个同志识一点简谱外，大多数同志只认得“1、2、3、4、5…”，不晓得“多、来、米、发、索…”，有些同志文化低，加上年纪大，记性差，还有的同志血压高，一上台，神经一紧张就感到头晕。有困难怎么办？大家一致说：“不会唱就认真学，刻苦练嘛。别人两天学会，我们学一个星期总是会学会的。”我们不是在唱“工人阶级硬骨头”吗？战胜困难，就要拿出这种精神。我们懂得：要占领文艺舞台，既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就要作出艰苦的努力。我们老工人要学会本领，提高演出质量，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才能充分表现无产阶级的豪情壮志，有力地同资产阶级斗争。因此，每次学新歌，我们总是请文艺宣传队的同志一遍一遍、逐字逐句地教。不会讲普通话，就在歌词旁边注上音，象小学生读书一样，一句一句地读，硬记硬背。有些老工人识字不多，大家就互帮互学。有的同志利用吃饭休息时候，拿起歌纸唱两遍，下班走在路上背两遍，回到家里也不停地哼哼。有时候突然有一句唱不全了，就把自己的子女拖来做老师。有的同志在路上、电车上也抓紧时间背歌词。有位同志怕夜晚学歌要影响家里人睡觉，就拿着歌纸躺在被窝里默诵它的内容，实在记不起来就拧开电灯看一看再背。厂里有些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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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们开玩笑说：“老太婆真象小人”。我们回答讲：“是啊，讲我伲是小人，我们就是要从头学嘛！”
    在上级领导和工会的支持下，我们老工人合唱队在政治思想上、业务质量上有了一定的提高。因此，外出演出的次数也多了，赞扬声多了，名气响了。但我们老工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唱革命歌，做革命人，唱歌不忘老工人的本色。”大家讲：“我伲是老工人，一定要把工人阶级的好作风、好传统带到文艺舞台上。”
    为了适应经常演出的需要，我们收集了一些废木料，做了一些小板凳。出去时，在卡车上可以坐；演出时，把小板凳一排，就成了“台架”，非常轻便。我们想，这不仅是演出方便的需要，也是为了发扬我们工人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
    由于在旧社会我们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合唱队许多同志都有病痛在身。有的坐骨神经痛，有的有关节炎，有的高血压，有的动过大手术，但是没有一个同志因此而影响练唱和演出。有的同志身体很不舒服，一想到要唱歌，要宣传毛泽东思想，精神就来了。说也怪，有时一场歌唱下来，身上毛病是会轻很多。同志们风趣地说：“这里痛，那里痛，革命歌曲一唱，一痛也不痛了。”现在，战胜疾病参加演唱已经成为我们合唱队的一个传统。正确处理唱歌和工作的关系，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由于排练和演出有时要影响一些生产时间，我们就注意在平时抓紧，把这些时问抓回来。大家讲：“唱欧要唱好，生产也要搞好，搞文艺宜传工作只能促进生产，不能影响生产。”当晚上有演出任务时，做中班的同志就自觉地提前上班，做好工作。演出结束了，已经晚上九点多钟了，领导上要她们回家休息，但是这些同志还是赶回厂参加生产。她们说：“为了搞好生产，支援世界革命，多做一个小时也是好的。”
    有一位同志是托儿所保育员。这种工作是不能用“产量”来衡量的，也不能靠“抓抓紧”来提前完成任务。逢到重要的演出，虽然可以按“公假”处理，但她怕影响工作，就主动地要求调做长早班。这样，排练、演出就可以在自己下班以后进行，一点也不影响工作。而且不管晚上演到多晚，次日一大早，她总是按时赶到托儿所，尽心地照料孩子。她带的那个班的孩子，五个月来除了二个因打防疫针有反应外，没有一个孩子发寒热，幼儿每月体重增加数都超过规定的指标。有些原来担心她唱歌会影响保育质量的同志，在事实面前，也解除了顾虑。
    我们老工人合唱队所以能够取得一些进步，是和各级领导的关心、帮助分不开的。市委领导同志给我们很大鼓励。市文化宫、革命群众文艺小组的同志和仪表局工会，曾多次给我们帮助指导。厂党委也很重视，对我们唱革命歌曲大力支持。有一次，我厂党委书记看了我们的彩排演出，感到我们唱歌精神面貌很好，能够使人受到教育，为了支持和鼓励我们老工人走上革命文艺舞台，在第二天晚上正式演出时，党委决定暂停召开原定的干部会议，组织各部门党支部书记及工会主任一起去观看我们演出，使我们深受鼓舞。我们老工人合唱队确确实实是在党的阳光下成长的。同志们说得好：“阳光雨露育青松，我伲要做不老松1”
    现在我们老工人合唱队虽然受到-一些表扬，但是我们要牢记毛主席“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教导，更好地剖析自己的缺点，决心在攒扬声中找差距，继续革命向前进，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提高唱歌水平，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放声歌唱，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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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与木刻
    石一歌
    在“荆天棘地”的三十年代，鲁迅一面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披荆斩棘，英勇战斗，一面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关怀着群众业余创作的一株新芽-一新兴木刻。这也是他英勇战斗的-一个阵地啊！
    当年，从事木刻运动的是一群无权无势的青年“艺术学徒”，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迫害下，在资产阶级文人学者的百般地嘲笑中坚持业余创作。文化新军的伟大旗手鲁迅大力支持了这一来自群众的萌芽状态的文艺。他积极参加木刻青年的座谈会、展览会，热情肯定他们的点滴成绩；他以深厚的阶级感情搜集这些青年的作品，亲自编选了《木刻纪程》，鼓励他们“一程一程地向前走”；他接见了许多木刻青年，回复了他们的几百封来信从思想、生活到艺术技巧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直到逝世前十一天，鲁迅还抱病参观了“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对他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谈话。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鲁迅为什么如此热情地支持群众的新兴木刻运动？是不是出于个人的特殊爱好？当然不是。他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是“好的大众的艺术”。而那些在工作之余，以一副铁笔和几块木版从事木刻创作的青年“艺术学徒”，生活在群众之中，和大众“血脉相通”，所表现的“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只有培养这样的“新的战土”，扶植这样的有生命力的作品，才能更有效地去“动摇”“旧社会的根柢”。因此，鲁迅关怀新兴木刻运动，完全是出于革命的需要。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新兴木刻也不例外。这株幼芽刚刚破土而出，便受到反动势力的摧残。一些盘踞在文坛上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刮起了一阵阵冷风，要把这株新芽扼杀于方兴未艾之时。在梁实秋、苏汶那些“学者”、“教授”们看来，广大群众是“天生蠢笨”的，他们不配作诗，不配画画，当然也不配搞什么木刻。他们污蔑这些群众创作“不是艺术作品”，讥笑它们“俗”，不配登艺术的大雅之堂。
    凡是敌人反对的，鲁迅就拥护。他痛斥这些自命高雅的先生，针锋相对地指出，群众创作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俗”，“它本来就是大众的，也就是‘俗”的”，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高度，揭穿了他们与大众为敌的反动本质。鲁迅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作品愈高，知音愈少”，因此也就免“俗”的谬论，谆谆教导从事木刻的青年要根于现实，要保持“泥土气”，要“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不要跟着资产阶级文人所炫耀的“高雅之作”跑。一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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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春夏之交，杭州一个业余的青年木刻团体“一八艺社”，把自己的习作在上海展出，鲁迅立即热情洋溢地为它写了“小引”，郑重地把那些作品推荐给社会。在“小引”中，鲁迅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把资产阶级艺术家的“高雅之作”，和群众的通俗作品进行对比，尖锐地指出，前者故意显得“香艳，漂渺，古怪，雄深”，“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其实是“连骗带吓”的东西，而后者虽是“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但它是“新的，年青的，前进的”艺术。鲁迅对群众木刻的热情支持，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生事物的正确态度。
    自然，群众的业余创作，难免显得“幼稚”，问题是如何看待它们的“幼稚”。鲁迅在推荐青年木刻创作时有这样一句名言：“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幼小”的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美好的未来，它本身就包含着克服这种“幼稚”的因素和前提。衰朽的事物，必然的归宿是走向灭亡，这是它不可克服的“缺点”。所以无产阶级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不是嘲笑它们“幼稚”，而是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创造各种条件，使它们更快地成长起来。鲁迅对待新兴木刻运动就是如此。为了使业余木刻工作者能够从前人的作品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从而“融合新机”，“别开生面”，鲁迅举办了四次木刻展览会，自费编印了九本中国和外国的进步、健康的版画集。为了使木刻青年能够提高创作能力，更快地掌握木刻技巧，鲁迅特地编印了《木刻创作法》，邀请日本友人举办了木刻讲习会，在酷暑中亲自担任翻译。鲁迅还积极提供物质条件，热情地解决了不少青年学习和出版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为了提高木刻水平，甚至病得“连拿一张纸的力量也没有”，他还由自己口述，由许广平笔记，专门写了介绍外国进步木刻的文章。所有这些感人至深的事例，对于那些惯于从旁品头评足、挑剔指摘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批判。值得警惕的是：资产阶级的破坏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当木刻幼芽刚刚露头时，资产阶级拚命扼杀它；当它开始成长时，他们又千方百计来腐蚀它。你没有学习材料吗？他就给你送来各种资产阶级没落流派的作品，说这是范本；你开始沾沾自喜了吗？他为你唱起廉价的赞歌，说你是天才；你没有经验吗？他马上给你灌输技巧至上的思想一句话，他们要改变木刻的方向，把这株新苗从内里蛀空。鲁迅看透了资产阶级的诡计，及时向木刻青年敲响了“要防变相和堕落”的警钟，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鲁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畸形怪相”和以为“凶眼睛，大拳头”就是革命艺术的欧洲世纪末的恶劣倾向，号召那些业余木刻工作者要坚持深入生活，要防止“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要抵制创作中的个人名利思想，决心做革命事业中的“一木一石”。
    鲁迅如此孜孜不倦地关怀着群众业余木刻创作，是为着无产阶级的未来。他在为《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写序时说，这是“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今天，鲁迅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工农兵群众业余创作，包括木刻创作正在欣欣向荣。但是，对待群众创作上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我们必须学习鲁迅，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为群众业余创作大喊大叫，鸣锣开道，把群众业余创作推向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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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图页欣赏·
    改造黄河的人
    阅《人民画报》连载的《大河上下》有感
    司徒伟智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两岸的劳动人民祖祖辈辈都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劳动、斗争。但是几千年来，这条大河的性格是那么地粗暴而又变化无常，千百次的决堤泛滥和数十次的改道，滚滚浊流不知冲毁了多少良田沃土，吞噬了多少生命财产。波涛过处，人为鱼鳖。啊，黄河，你的河水是用人们的泪水汇聚成的：
    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曾经同黄河进行了千百次的斗争。但在那劳动人民当牛作马的黑暗岁月中，一次次治河都失败了。“圣人出，黄河清”。反动统治者劝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圣人”的出世上。但大河东去，波浪滔滔，年年月月依旧是那样地任性，卷走了大堤溃决时报警的急遽锣声，卷走了陷于灭顶之灾的人们的绝望呼叫…
    黄河这条毒龙肆虐了千百岁，今天，人们终于实现了缚住这条毒龙的愿望。“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摄影《大河上下》(《人民画报》连载)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在它图文并茂的连载画页中，摄下了甘、青、宁境内黄河沿岸蓬蓬勃勃的新气象：葱郁的林带造起来了，水土流失控制住了，引黄灌溉概工程修起来了，河水流进了干渴得龟裂的土地，盐碱土上出现了大片的果园，村子里用上了从渠道流来的自来水。过去的循化县，“水在河中流，人在岸上愁”，现在全县每人已有一亩旱涝保收的水浇地，仅仅两年时间，粮食产量就增长了百分之五十。黄河这条毒龙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手中驯服了，变得乖乖听话了。它从危害人民转化成造福人民。人民喜爱它，歌颂它。它受诅咒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土地还是这块土地，河流还是这条河流，但过去办不到的，今天都可以办到了。这是为什么？社会制度变了，劳动人民站起来了，他们的创造伟力也就能充分发挥出来了，这就是《大河上下》的一些画页所告诉我们的。它没有只去介绍沿河的各种景物，也没有对治理黄河的过程作烦琐的介绍，而是着重表现了黄河两岸的人民那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在连载之二的《黄河湟水多新姿》和连载之三的《皋兰山下》中，首先展现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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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面前的是宏壮的新建黄河大桥，沿岸和河滩上新造的厂房、输电网等摄影图片；同时在“文字说明”中叙述了黄河沿岸过去的荒凉景象。这就通过鲜明的今昔对比，引导着人们去思考：黄河的巨变究竟是什么力量造成的？紧接下去，是分别拍摄兴修蓄水池、果园劳动、修渠育林等群众场面和在湍急的河道上紧张施工的个人场面。这就有力地突出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艰苦奋斗、改造黄河的革命人民。读者也正是从他们身上找到了上述问题的答案，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大河上下》突出今天改造黄河的人民群众，这就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抓住了本质。过去人们常说“黄河百害”，“害”就“害”在当时的吃人的剥削制度上。在那个年代，经济命脉掌握在一小撮反动统治者的手中，劳动人民是它们予取予夺的对象，是比牛马都不如的奴隶。在这种桎楷般的生产关系下，深受黄害痛苦的广大人民要组织起来，发挥自己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劳动人民砸碎了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镣铐和枷锁，才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创造了历史的劳动人民，一旦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组织起来，掌握当家作主的权力，他们能移山倒海，改天换地，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以克服的。果然，不靠别的，就靠了革命的人民群众，黄河的面貌开始大变了，“老大难”开始解决了。
    其实，不但是拍摄黄河，就是别的摄影艺术作品也同样需要突出今天的人民群众。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事业，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又岂仅是治黄河而已。岁寒知松柏，烈火见真金。人民群众的力量要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才能充分得到显示。因此，有时根据题材的特点和主题的需要，也可以重点拍摄景物来作为衬托。但无论是拍摄祖国河山或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图景，目的都是为了进-一步突出改造山河、改造社会的主人一工农兵群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摄影作品跟别的艺术作品一样，它的目的不仅在于多介绍一点知识，使人“多识于草木鱼虫之名”，更重要的是为了教育人民“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只有突出表现工农兵群众的敢于斗争和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才能起到这种强烈的教育作用。在这一点上，我想顺便对连载之一的《黄河源头行》谈点意见。《黄河源头行拍摄了黄河的发源地及附近流域，展示了祖国河山的丰丽面貌，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它总共二十九帧照片中，介绍河流本身和沿岸的湖泊、禽兽、花草的占绝大多数。即使是拍摄高原收民吧，也是着重表现他们幸福的生活，而没有刻划他们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这样，就使人觉得正面的教育和鼓舞作用不够，缺少一股推动人们前进的强烈力量。这一点想法是否妥当，写出来供《大河上下》的作者同志参考。
    《大河上下》在《人民画报》上的连载还没有完。我们热烈地企待着它的新篇的登载，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更能突出表现工农兵群众—改造黄河的人的新的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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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文学年论
    海鸡为什么走了红运？
    任文钦
    一九七○年，一位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飞行员理查德·贝奇，在乌烟瘴气的美国文坛上放出了一只颇有点理想色调的鸟，这就是他所写的短篇小说《海鸥乔纳森
    ·利文斯顿》（以下简称《海鸥》）。这是一篇寓言体小说，主人公是一只“拟人化”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小说用一种神秘的色彩，描写了乔纳森不满于“飞来飞去找食吃”的平凡生活，后经海鸥先哲的点化，领悟了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终于超凡入圣，成为一只“尽善尽美的、没有局限的海鸥”。大概是由于这部书中的神秘主义的说教太晦涩了，它一开头并不走运，整整两年，人们始终没发现这只超凡入圣的海鸥。直到一九七二年，那些评论家们才看清了这只灰色的鸟将给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带来“无限”的利益。从此，《海鸥》开始走了运，销售量与日俱增，打破了美国畅销书的纪录。
    《海鸥》是一部用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调涂抹而成的小说，它究竟怎样会成为畅销书，又究竟适合了什么样的政治需要？我们不妨把作品与美国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看一下。
    小说集中宣扬的是海鸥乔纳森的生活目标。在小说中，他是一只普通的海鸥。可他的生活趣味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一般的海鸥“只求懂得最简单的飞行本领”，目的是为了觅食，而他则认为“重要的是飞不是吃”；一般的海鸥经常为了争吃臭鱼烂虾而“烦躁、热惧和愤怒”，而他则认为这是“使海鸥短命的原因”，应该“从思想中消除这些原因”。他的兴趣在于飞行，整天就是飞啊，飞啊，一个劲地提高飞行速度。当这只“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海鸥被天外飞来的“光辉的海鸥”带走，加入了“先知先觉”的海鸥群后，他才一下子领悟到：“生活中有比吃、打架、争夺权势更重要的事”，“生活的目的是去寻找尽善尽美并使之实现”。
    怎么实现这个崇高的生活目标呢？道路是“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竭力扩张自我，“要飞到任何想去的地方，那你必须首先觉得自己已经到了那儿”。果然，照着这一套去办，乔纳森的飞行变得“尽善尽美”了，他只要想飞到哪里，立即就会出现在哪里。他超越了时间空间，不再有任何“局限”，变成了一只最幸福的“神鸟”！小说煞费苦心地告诉人们，乔纳森并非是什么特殊的“天才”，而只是一只最普通的海鸥；象它一样，每一个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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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都有可供发挥的“本性”，只要你愿意去尽量发挥它，你就可以从地上的王国，飞入光明的“没有局限”的天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这岂不是一条既高尚又实惠的生活道路吗？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生活目标和生活道路。小说鼓吹的“本性”和“尽善尽美”这些神秘的观念，究竟包含什么样的阶级内容呢？作者是不肯明白地说出来的。有人就说过：“至善的目标是什么？作者自然没有明确指出。它好比一滩墨渍，任由读者题上自己的具体意向。”奥妙正在于此。谁要是希望追求“尽善尽美”，那你就从这滩墨渍中去驰骋你的想象吧，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这该多么有迷惑力啊！作者又多么希望所有的人都跟着海鸥乔纳森一块飞行啊！这样，濒临绝境的美国社会岂不就可以得救了吗？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正从它的金字塔的顶尖急遽跌落，垄断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日趋激化，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层出不穷。它进入七十年代后所发生的第五次经济危机，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最长的一次危机。船要沉了，车要翻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那里瞻望前程，感到不寒而栗；广大劳动人民则正在探寻着或已经找到了革命的道路。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海鸥乔纳森飞了出来，冲着那些“眼睛盯着烂鱼头”的鸥群呼唤道：我们“能发现生活的意义，能找到更崇高的生活目的”，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天堂，只要你们向我看齐就行了。
    看来，这只神圣的海鸥是在向所有的人发出召唤。可是，在当代的美国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和垄断资产阶级怎么能谈得上有共同的生活目标，又怎么可能同时到达各自的“尽善尽美”的境界？在阶级社会里，对一些人说来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就是坏事；对一些人说来是乐园，对另一些人就是地狱。发挥“本性”去努力工作吗？这对工人阶级来说，就意味着为资本家卖命，而对资产阶级来说，就是千方百计加强剥削。如果美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都听从乔纳森的召唤，去拚命发挥“本性”，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为资产阶级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那岂不是用自己的血汗去建造垄断资产阶级的“尽善尽美”的天堂，而自己则永远成为后者的“尽善尽美”的奴隶吗！作者竭力给劳动人民散布“尽善尽美”的幻想，难道不正是为了满足垄断资产阶级“尽善尽美”的需要吗？难怪垄断资产阶级要向人们推荐这本书了，也难怪某些医院当局要把这本书作为配给酗酒和吸毒病人的“药方”了。这很有点象旧中国的资本家向工人灌输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说教。它宣扬只要这样去做，从中自会找到美好的前程。而结果呢，照例是不会给工人带来什么前程，倒是给资本家带来了既安宁又快活的前程。这种骗局古今一律，岂有他哉！
    这滩可以任意涂抹的墨渍事实上是并不任意的，它是根据垄断资产阶级的胃口来进行涂抹的。看来，墨渍的创造者对于那些昏昏然的“鸥群”，也即那班醉生梦死的资产者们是颇有点不满的。美国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以后，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掠夺的本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剧烈的竞争在更高的阶段上进行着。就象列宁说的：“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各个垄断集团之间的激烈争夺，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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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海鸥乔纳森不得不大声疾呼了：不要光顾竞争“觅食”，这样下去要“短命”的，要“真正活得长，活得好”，就要去“取得自由”，“把最喜欢的事做得尽善尽美”。
    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写到了贾探春，这位贾府的小姐是个头脑清醒的顽固派，她为了没落的贵族世家内部“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而痛心疾首，一心希望“兴利除宿弊”。海鸥乔纳森也正是现代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贾探春。正当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采取各种措施企图克服重重危机时，乔纳森的说教好比是一枚“反危机”的强心针，该是多么合时啊！这只海鸥不正是为了这种需要才捏造出来的吗？他披着最抽象的哲学外衣，道出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心声。他所谓的“崇高的生活目的”，什么“自由”，什么“没有局限”等等，不就是要垄断资产阶级“自由”地、“没有局限”地去做他们“最喜欢的事”一一奴役、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吗？但遗憾的是，大多数的“没出息”的鸥群都不理解这位“先知”的启示。他们仍然陷于竞争的“烦躁、恐惧和愤怒”之中，无法摆脱所遇到的“局限和困难”。垄断资产阶级间的争夺是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产物，这种争夺必然会随着垄断经济的发展而日趋激烈。这位“先知”希望所有的资产者都来发挥自己的“本性”，维护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无限”的利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但最后他却不能不发出悲叹：“这样的事为什么竟会这样难呢？”
    大概是有鉴于社会现实的如此无情吧，海鸥乔纳森从来不呼唤人们去正视现实，只呼唤人们从自我去发掘“尽善尽美”的“本性”。在他看来，世界万物，都不过是“思想本身”。这种把精神当作万物本源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贯穿了整部《海鸥》。一篇小说用如此多的笔墨、如此晦涩的语言来宣扬主观唯心主义，而又受到垄断资产阶级拍手称好，这正说明垄断资产阶级需要这种哲学，说明了他们的极端腐朽性和反动性。
    当资产阶级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时候，它的存在是与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在那个时候，没落的封建阶级把主观唯心主义看成是救命稻草，而资产阶级则敢于面对现实，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狄德罗在他的《定命论若雅克和他的主人》这部寓言体小说中，就处处肯定了那个讲求实际、尊重客观的仆人雅克，而对那个主观唯心、陷于幻想的主人进行了辛辣而无情的嘲笑。当时，资产阶级认为主观唯心主义是封建贵族的腐朽哲学，属于必须打倒之列。而在今天，它却拣起了当年它所喇弄的垃圾货，奉若神明，用来作为自己的救命稻草了。如果说，在美国的早期资产阶级文学中，曾经出现过霍桑的《红字》这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那末，在今天的美国文学中，资产阶级已经不敢也不能面对现实，而是需要推崇主观唯心主义，用什么“发挥本性”之类的鬼话来自欺欺人。没落的垄断资产阶级推崇《海鸥》，正如我国没落的封建阶级推崇王阳明的“心学”一样，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归根到底，这种哲学思潮的出现，是由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它反映了今天的资产阶级文学如同这个阶级的本身
    一样，已经是走向彻底堕落的了。
    《海鸥》的主人公乔纳森和它宣扬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由于适应了反动阶级的需要，因而它出版后，不但在美国走运，而且在各个危机深重的帝、修、反国家里都激起了狂热的反响。它们纷纷向作者购买版权，大量翻印，企图用这支“强心针”来刺激垂危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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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就连那个蜷缩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翻译出版了《海鸥》，还由蒋帮头目出面题词，提倡向海鸥乔纳森的精神学习，“期勉全国行政人员建立新的观念”。这只能是心劳日拙，决不会有什么结果。那里的海鸥只有弃暗投明，才是唯一的正途。总之，不管反动统洽阶级如何竭力欢迎这只海鸥，妄想出现一个“海鸥时代”，但无非是象一个溺水的人抓到了一根飘浮水上的烂稻草，是决计挽救不了他们的没顶命运的。在那些已经烂透了的社会，任何唯心主义的灵丹妙方都不能起死回生。只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给各国人民带来光明的出路。舍此而外，别无他途。
    附：
    《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摘译
    早晨，离岸一哩的海上，一只渔船在橄鱼饵，无数海鸡相互追逐着争食吃。但是远离渔船和海岸，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独自在练习飞行。大多数海鸥只求懂得最简单的飞行本领就够了。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飞行，而是觅食。但对这只海鸥来说，重要的是飞不是吃。乔纳森喜爱飞行胜于一切他发现，
    象他这样的思想，在同类中是吃不开的，连他的父母都惊慌不安。
    “你瞧，乔纳森，”他爸爸亲切地说，“冬天快到了，船只就要少了，海面上的鱼也要到深处去游了。你要是一定要学，那就学学怎么觅食吧。飞行这玩艺儿好是好，可你总不能拿滑翔当饭吃哪。别忘了，你飞行的目的是为了吃。”
    接下来几天乔纳森尽量学其他海鸥的样儿，同鸥群一道绕着码头和渔船抢，点儿面包片和烂鱼。但这样做他受不了。不久，海鸥乔纳森又独自-·个出去了。他飞到海上远处，饿着肚子，高高兴兴，学习飞行。经过一周的练习，创造了海鸥飞行的世界纪录！
    但胜利是短暂的。他刚要开始改为平飞，变换一下翅膀的角度，又突然控制失灵，象挨了炸弹一样，海鸥乔纳森在半空中爆炸了，一头就撞进硬椰梆的海里。等他苏醒过来，已经是黑夜了，他漂浮在海面上，翅膀重得象粗糙的铅条，但失败的份量压在他背上比铅还要重。他心中响起-一个奇怪的叫声。我是海鸥。我受到天生条件的局限。我该飞回到鸥群里去，安分守已。
    他下定决心要做鸥群里又一只海鸥之后，心里觉得好过了一些。今后那股驱使他去学习的力量和他没有关系了，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失败了。只要穿越黑暗，朝着海滩上的亮处飞去就行了。
    黑暗！那个叫声又惊呼起来。海鸥可从来不在黑暗中飞行！如果你生来要在黑夜中飞行，你就该有一双猫头鹰的眼睛！你头脑里就该有航海图！你就该有猎鹰的短翅！
    在一百呎高的夜空中，乔纳森眨巴着眼晴。他的痛苦，他的决心，一下子消失了。短翅！猎鹰的短翅！
    这就是答案！我真是个傻瓜！我缺的就是一对短小的翅膀，我该做的就是大大收拢双翅，只用翼梢飞行！这不就是短翅吗！他从漆黑的海面跃升两千呗，根本没考虑到失败和死亡。他把前翼紧贴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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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让翼梢上狭窄的、成锐角的翼锋迎着风，随即就垂直俯冲。时速七十哩、九十哩，越飞越快。到了时速
    一百四十哩，翅膀的紧张程度反而不象七十哩时那样大了，他稍微弯曲一下翼梢，就轻易改变俯冲姿势，嗖地掠过海浪。他暗自高兴。刚刚发过的誓已经忘掉了。
    拂晓时分，乔纳森又在练飞了。达到了最高速度！一只海鸥达到了时速二百十四哩！真是打破纪录，这是鸥群史册上唯一最伟大的时刻。
    乔纳森回到海滩上的鸥群中已是深夜。他感到头昏眼花，疲惫不堪。但他兴高采烈，他想，他们得知他打破纪录一定会欣喜若狂呢。生活现在变得多么有意义啊！他着陆时，鸥群正聚在一起开会，看来已经集合好久了。
    “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站到中间去！”长者发话了，声音极其严肃。“站到中间去，让大伙儿看看你出丑！”
    “…因为他轻率，不负责任，”那个庄严的声音念念有词道，“违反了海鸥家族的尊严和传统…”“…乔纳森，总有一天，你会懂得不负责任是不利的。生命是未知的，不可知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吃，为了活下去，能活多久就活多久。”
    海鸥在鸥群会议上从来不反驳，但乔纳森竟大声抗议了。“不负责任？同胞们！”他嚷道，“难道还有比追求生活真谛，找到生活崇高意义的海鸥更负责任的吗？千百年来，我们总是在找烂鱼头，可是现在我们有了生活的意义一一学习，发现，取得自由！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给你们看看我学到的东西…”“同胞情谊断绝了，”海鸥们异口同声说，一致庄严地转过身去，对他不瞅不睬。
    乔纳森独自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一直飞到远崖以外去。他痛心的倒不是孤独，而是其他海鸥不肯相信飞行的光荣等着他们；他们不肯睁开眼睛看看。
    他每天学到更多的东西。本来他希望鸥群共享的一切，现在他只好单独享受了。他学习飞行，丝毫不为自己付出的代价感到惋惜。乔纳森发现，烦躁、恐惧和愤怒是使海鸥短命的原因，一旦从思想中消除这些原因，他就能真正健康长寿。
    他们是在黄昏时分来到的，看见乔纳森正安安静静地独自在他热爱的天空中滑翔。在他两翼出现的两只海鸥象星光一样皎洁，他们身上发出的光辉在高高的夜空中显得十分柔和、亲切。但是最可爱的还是他们的飞行技巧，他们的翼梢始终同他的翼梢保持着一时的距离。
    “你们是谁？”
    “我们来自你的鸥群，乔纳森。我们是你的同胞。”这些话说得又有力又平静。“我们要带你到更高的地方去，带你回家。”
    “我没有家。我也没有群。我是个给赶出来的，我现在正飞在那大山风的风口上。我这身老骨头只能再飞几百吹，再也飞不高了。”
    “可你飞得高的，乔纳森。因为你学过了。一个科目学完了，该开始另一个科目了。”乔纳森顿时心里雪亮。他们说得对。他能飞得更高，现在是回家的时刻了。
    于是乔纳森和这两只晶莹的海鸥一同起飞，从尘世飞上九霄云外，竟看到自己的身体也和他们一样闪闪发光了。不错，就是这只年轻的海鸥乔纳森，现在已经到了一·向铭刻在他那对金色的眼睛里的天堂，但他外形变啦。他想，真怪，只花一半力气，速度倒比过去快一倍，我的成就比在尘世的全盛时代翻了一番。
    一天早晨，他和他的教练沙利文外出，练完一连串收翼快滚之后，在海滩上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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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利文对他说：“…你知道不知道，要领悟生活中有比吃、打架、在鸥群中争夺权势更重要的事，我们得经历多少世吗？乔恩，要经过千世，万世呢！然后再经过百世，才能领悟世上有所谓尽善尽美。然后再经过百世，才认识得到我们生活的目的是去寻找尽善尽美，给大家看看。当然啦，这个规律现在对我们还管用：我们接下来到哪个世界全看在这个世界上学到什么。如果学不到什么，那么，在另一个世界也象这个世界一样，会遇到同样的局限和有待克服的难关。”
    一天傍晚，那些没去作夜间飞行的海鸥都一起站在沙滩上沉思。乔纳森鼓起勇气，走到海鸥长者江跟前，据说这只海鸥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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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这个世界根本不是天堂，对不对？…难道没有天堂这么个地方吗？”
    “对，乔纳森，没有这么个地方。天堂不是空间，也不是时间。天堂就是尽善尽美。”他沉默片刻。“乔纳森，你一达到尽善尽美的速度，也就开始到达了天堂。那并不是说飞行的时速要达到一千哩，或者一百万哩，或者达到光速。因为任何数字都是有限的，而尽善尽美是无限的。我的孩子，尽善尽美的速度就在眼前。”
    江一点不露声色，一闪身就不见了，随即就在五十呎以外的水边出现，真是一眨眼工夫。跟着他又不见了，不到千分之一秒，他又站在乔纳森肩旁。
    乔纳森弄得晕头转向。他忘了打听天堂。“你怎么搞的？觉得怎么样？你能飞多远？”
    “你想飞多远、多快，都随便，”长者说，“我想去哪儿，想飞多快，只要一转念就成。”他望着大海彼岸。“真怪。那些瞧不起尽善尽美，光顾遨游的海鸥，飞得慢，哪儿也去不成。那些撇开邀游，只求达到尽善尽美的海鸡，飞得快，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记住，乔纳森，天堂不是空间也不是时间，因为空间和时间都是那么毫无意义。天堂是…”
    “你能教我那样飞吗？”乔纳森浑身发料，急于征服另一个未知世界。《当然，只要你想学。”
    江慢悠悠地讲，眼睛盯着这只年轻的海鸥细细端详。“要飞得象思想一样快，飞到任何地方，”他说，“那你必须首先明白自己已经到了那儿…”
    照江的说法，秘诀在于乔纳森不再把自已局限在一个有限的躯体之中，秘诀在于懂得自己的天赋之所在，尽善尽美得象一个没有写出来的数字，它超越空间和时间，天涯海角无不可以立时到达。
    乔纳森天天照着这个嘱咐拚命去做，从黎明前直做到半夜后。尽管他这么努力，却依旧留在原地，纹丝不动。可是，有一天，乔纳森站在岸上，闭着眼晴，集中精力，一瞬间领悟了江一向说的道理。“噢，说得对啊！我是一只尽善尽美，不受局限的海鸥！”他感到欣喜若狂了。
    “你到底领悟了，”江说，“可你还得在控制方面下番功夫…然后你可以准备开始最困难、最有力、最有趣的一课。你可以准备开始往上飞，理解仁爱的意义，”
    一个月过去了，乔纳森进步神速。他接受新思想的能力，就象一架现代化的高速计算机。
    终于有一天，江一去不返。他先是安安静静地和大家说着话，勉励他们要不断学，不断练，对于一切生活中尽善尽美的看不见的原则，要不断努力多多理解。他说着说着，浑身羽毛变得越来越亮，最后变得光辉夺目，谁也无法正视。“乔纳森，要继续在爱上面下功夫”，他说，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大家再睁眼看时，江已经不知去向了。
    光阴荏苒，乔纳森发现自己不时思念他所离开的尘世。不知尘世上有没有那么一只海鸥，正在努力冲破自身的局限，看出飞行的意义决不止是为了从小船上弄点面包屑吃。说不定，也会有那么一只海鸥因为对鸥群讲出了真理，结果给赶了出来。乔纳森越是进修他的仁慈课程，越是努力去理解爱的本质，他就越想返回尘世。尽管他往日孤苦伶仃，他倒是天生的教练，而他表示爱的方式，就是把他了解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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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去指点一只希望有机会亲自了解真理的海鸡。
    海鸥弗莱彻·林德年纪还很轻，但他已经明白，鸟类中没有一只受到过群里这么粗暴、这么不公正
    的待遇。
    “我不在乎他们说些什么，”他愤愤地想，“飞行决不光是拍拍翅膀，飞来飞去！一只蚊子才这样呢！我只是闹着玩，绕着海鸥长者来了个桶式翻滚，就给赶出来了！难道他们想不到，一旦我们真正学会了飞，该有多光荣！”
    一个声音进入他脑海，尽管十分柔和，但使他大吃一惊，吓得不由在空中摇摇晃晃，打了几个趔超。“不要怨恨他们，弗莱彻。别的海鸥把你赶了出来，吃亏的是他们自己。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过来，总有一天他们会懂得你所懂得的道理。宽恕他们吧，帮助他们醒悟过来。”这时，离他右翼梢一时的地方，有一只世界上最灿烂夺目的白海鸥，毫不费力地在滑翔，连一根毛都不动，但几乎已是弗莱彻的最高速
    度。
    那个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在他脑海里继续跟他说话：“弗莱彻，你想飞行吗？”“是的，我想飞行！”
    “弗莱彻，你想飞行有没有到这样的程度，甚至能宽恕鸥群，好好学习，有朝一日再回到他们中间去，
    帮助他们认识？”
    “我愿意，”他轻声说。
    “那么，弗莱彻，”那只亮闪闪的海鸥对他说，声音非常和蔼，“咱们从水平飞行开始吧…”到了第三个月底，乔纳森又收了六个学生，全都是给赶出来的。但都想探索为了飞行的乐趣而飞行的新奇理想，然而，对他们来说，练习高级飞行技术，比起理解其含义来，还是要容易得多。
    “事实上我们个个都是鸥神的概念，一个无限自由的概念。”傍晚时分，乔纳森在海滩上总是这么说，“精确飞行对表现我们的真正本质是迈进了一步。任何限制我们的东西都要排除。所以我们才搞这种高速练习，低速练习，和特技飞行…”
    刚过了一个月，乔纳森就说，现在该回到鸥群里去了。于是，那天早晨，他们八只海鸥编成双菱形队形，翼梢几乎相叠，一起从西边起飞。他们以一百三十五哩的时速，飞过鸥群会议的海滩。鸥群里顿时轰了起来。来的都是给赶出去的！他们回来了！
    “啊，对，不错，他们是给赶出去的，”几只年轻的海鸥说，“可是，嘿，怎么的，他们打哪儿学来这么飞法的？”
    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长者的话才在鸥群中传开：别理他们。谁跟给赶出去的说话，自己也要给赶出去。谁朝给赶出去的看一眼，就是违反鸥群的法律。
    从那一刻起，海鸥就掉转长着灰毛的背，对着乔纳森，但他似乎并不理会。他干脆就在会议场的海滩上空教课，头一次逼着学生施展全部才能。他同他们一起飞过夜空、云层和暴风雨，就象做游戏一样，而鸥群却可怜地在地上挤成一团。
    还乡后一个月，鸥群里有只海鸥第一个越过界线，要求学习飞行。这一开口，海鸥特伦斯·洛厄尔顿时成了罪鸟，被判赶走，就此当了乔纳森第八个学生。
    次日夜间，海鸥柯克·梅纳德离开了鸥群，拖着左边的翅膀，摇摇晃晃走过来，一下子瘫倒在乔纳森脚边。“帮帮我吧，”他的声音很轻，象只垂死的鸟在说话，“我渴望飞行，远胜世上的一切”那么来吧，”乔纳森说，“跟我一起从地上起飞，咱们这就开始。”“你不明白，我的翅膀动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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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纳德，在此时此地，你有自由恢复你的本性，恢复你真正的本性。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你。这是鸥神的法律，就是法律。”
    “你是说我能飞？”“我说你自由了。”
    说来真简单，也真快，梅纳德展开双翅，毫不费力，一下子就飞入漆黑的夜空。鸥群在睡梦中给他喊醒，只听得他在五百呎的高空中拚命叫喊说：“我能飞啦！听！我能飞啦！”
    拂晓时分，有近千只海鸥站在乔纳森的学生圈子外面，好奇地望着梅纳德。他们不在乎是否会给别的海鸥看见，只是倾听着，尽力想理解乔纳森的话。
    他讲的都是十分简单的道理，什么飞行是海鸡的权利啊，什么自由是海鸡的本性啊，什么凡是对自由有妨碍的东西，不管是仪式也好，迷信也好，或是任何形式的限制也好，都必须排除啊，“排除，”鸥群中有一个声音问道，“饶它是鸥群的法律也不放过吗？”
    “只有结果能取得自由的法律才是唯一的真正法律，”乔纳森说，“其他都不是。”
    “你怎么能指望我们象你飞得一样好？”另一个声音说，“你是特殊的、天才的和神圣的，比其他的鸟高一等。”
    “瞧弗莱彻！洛厄尔！查尔斯一罗兰！朱迪·李！难道他们也是特殊的、天才的和神圣的？不比你们强，也不此我强，仅有的唯一不同，是他们已开始认识自己的本性，并且已经开始发挥。”聚集拢来的鸥群一天天扩大，有来提问的，有来膜拜的，有来嘲弄的，不一而足。
    “鸥群里传说你是鸥神的儿子下凡，”一天早晨弗莱彻在高速训练之后对乔纳森说，“要不的话，你就是跑在时代的前面一千年。”
    乔纳森叹了口气。他想，这就是被误解的代价。他们要么叫你魔鬼，要么称你上帝。“你怎么看法呢，弗菜彻？我们是跑在时代前面吗？”
    “呃，这类飞行谁想学都学得会；它跟时代没关系。要说嘛，我们的式样跑在前面。比大多数海鸥飞行的方式跑在前面”
    “说得有点道理，”乔纳森说，“这比说跑在时代前面好一些。”
    只过了一个星期，弗莱彻就对着一批新学员作了高速飞行原理的示范动作。他从七干呎高空俯冲下来，刚改变飞行姿势，有一只初次学飞的小鸟正好挡住他的去路。要在十分之一秒内避开这只小鸟，弗莱彻只好以二百多哩的时速猛地向左急转，一下子撞到花岗岩峭壁上。
    和他第一次遇到乔纳森时一样，那个声音又在他脑海里响起了。“弗莱彻，诀窍是，我们要一步步克服我们的局限，要按部就班，要有耐心。我们的课程里，穿岩飞行这一课还要稍后-一些才学到呢，”“乔纳森！”
    “通称鸡神的儿子，”他的教练冷淡地说。
    “你在这儿干什么？哨壁，难道我…我已经…死了？”
    在聚集拢来的整个鸥群的中间，悬崖脚下，弗莱彻摇摇头，展开双翅，睁开眼晴。他刚一动弹，鸥群中就叽叽嘎嘎叫嚷开来。
    “他活啦！他死了复活啦！”
    “用翼梢碰他一下！把他救活了！鸥神的儿子！”“不！他才不配呢！他是魔鬼！来破坏鸿群的！”
    鸥群里四千只海鸡，瞪出了眼晴，霹出了利嘴，围上来想往死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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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咱们还是离开这儿好一些吗，弗莱彻？”乔纳森问。“办得到的话，我当然不会反对…”
    转瞬间，他们俩已站在半哩外的地方了。围攻的鸥群闪亮的利嘴扑了个空。
    “怎么搞的，”乔纳森觉得纳闷，“世上最难办的事怎么倒是使一只鸟深信自己是自由的，只要他肯花点时间练习练习，就可以亲自加以证明？这种事怎么那样难呢？”
    弗莱彻弄不明白怎么会一下子换了地方，还在那里眨眼晴。“你刚才怎么着？咱们怎么到了这儿？”“象干其他的事儿一样，弗莱彻。多练习，”
    到了早晨，弗莱彻问道：“乔纳森，好久前你不是说过，要热爱鸥群，要回到他们中间去，帮助他们学习，还记得吗？我真不理解，你怎么能去热爱-帮想啄死你的海鸥呢？”
    “噢，弗莱彻，你爱的不是这个！你当然不爱仇恨和邪恶。你得通过练习去认识真正的海鸥，看到每只海鸡的美德，并帮助他们去认识自己的美德。这就是我所指的爱。举个例说，我记得有只凶狠的年轻海鸡，名叫弗莱彻·林德，刚被赶出来的时候，打算同鸥群决一死战，开始在远崖为自己建造痛苦的地狱。可是今天呢，他正在建造自己的天堂，并领导整个鸥群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弗莱彻眼睛里流露出吃惊的神情。“我领导？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领导？你是这儿的教练。你不能
    走！”
    “我不能走？你可想到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海鸡和其他的弗莱彻们，他们比这个已走上光明大道的鸥群更需要教练？”
    “我？乔恩，我只是只平凡的海鸥，而你”
    “…是鸥神的独子，对不对？”乔纳森叹了口气，跳塑着大海。“你再也不需要我了。你只需要不断探索自己，每天探素一点儿，要探索到那个真正的、无可限量的海鸥弗莱彻。他才是你的教练。你需要了解他，跟他练。”
    转眼间，乔纳森的身体已在空中摆动，全身亮晃晃，开始变得晶光透明。“别让他们瞎造我谣言，也别让他们当我神明。成不成，弗菜彻？我是海鸥，我喜欢飞行，或许…”“乔纳森！”
    “可怜的弗菜彻。别相信你肉眼看见的东西。它们看到的一切都是有限的。要用你的理解力去观察，去探索你已经领悟的东西，那样你就会看出飞行之道了，”闪光不见了。乔纳森消失在虚无飘渺的空际。
    过了一会儿，弗莱彻挣扎起身子飞入天空，面对着一群新学员，他们正眼巴巴地等着上第一课。“首先，”他郁郁地说，“你们必须懂得，一只海鸥是无限自由的概念，是鸥神的概念，你们整个身体，从这边翼梢到那边翼梢，无非就是你们的思想，”
    弗莱彻叹了口气，又讲了下去，“呣。啊…好吧，”他说，“咱们从水平飞行开始吧。”
    尽管弗莱彻在学生面前装得一本正经，可是刹那间，他看出了他们的本性。他对眼睛所看到的不仅是喜欢，而且是热爱。没有限制，乔纳森？他心里想，脸上露出笑容。他的学习航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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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当代苏联“工业题材”作品看苏联社会
    苏修文学述评之一
    翁义钦倪蕊琴
    编者按：当代苏修文学是苏修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了解一点当代的苏修文学，对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苏修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现实是有一定意义的。为此，本刊将陆续发表“苏修文学述评”，供读者批判时作参考。
    近儿年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一再向文艺界提出要塑造所谓“当代英雄”的任务。
    一九七○年召开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以及一九七一年召开的第五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主要报告都批判了“非英雄化”〔注)的理论，强调要写“正面人物”、写“英雄”。苏修一些主要报刊和文艺杂志更是大造声势，竭力鼓吹创作“现代人”、“新的苏维埃人”、“共产党员”等“当代英雄”的作品。在这阵暄嚣声中，描写“当代英雄”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外来人》、《炼钢工人》等毒草，便纷纷破土而出了。
    这些“当代英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不外是受过教育、有技术、有文化、善于争权夺利、生活腐化、道德败坏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用勃列日涅夫的话说，就是“善于熟练地獬决发展经济和发展文化的问题，并且能掌握现代化管理方法的人们”。说穿了，就是企业管理部门中垄断知识和技术的精神贵族，就是新资产阶级分子和走资派。至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就象柯切托夫在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中所供认的那样：“如今看车床或扶木犁是叫不响啦。你讲出自己的这类身份，只会惹人笑话。”这就是说，今天的苏联，工人阶
    〔注)“非英雄化”理论：赫鲁晓夫叛徒集团上台后，为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反对“粉饰和美化现实”为借口，叫嚷文学必须表现普通人”，即叛徒、怕死鬼、劳改犯、寄生虫等，这就是“非英雄化”理论。今天，苏联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当年对无产阶级专政怀着刻骨仇恨的“普通人”篡夺了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变成“当代英雄”了。他们批判“非英雄化”理论，目的就是为了树立“当代英雄”，维护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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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和劳动人民失去了国家的主人的地位，也失去了文学中的主人公的地位。
    苏修文艺把新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派当作“当代英雄”来歌颂，这首先是由生产资料所
    有制的性质决定的。
    苏修统治集团上台以后，苏联原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已经蜕变为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占有并支配着生产资料。你看，被官方捧为“最优秀的文艺作品之一”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把他所主管的塔加尔木材流送管理处，称为“普隆恰托夫之国”。普隆恰托夫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工地时，要机器、绞盘机、机车、六层楼高的原木楞堆都听从自己调度，“使这一切围着自己转”。企业中的一切，包括工作人员都成了他这个资产者的私有财产。在中篇小说《白轮船》里，护林所巡查员阿洛斯古尔，公开盗窃树木，而后卖给附近集体农庄主席、商店经理等。这就表明，阿洛斯古尔对森林拥有实际上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因此，在今天苏联社会里，大自托拉斯经理，小到由三个人组成的护林所的巡查员，以及他们的后台，霸占了原来属于苏联全体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并且利用这些生产资料，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
    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苏修叛徒集团已经把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成了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因而在他们的国营企业中，一小撮特权阶层同广大工人的关系完全是雇佣被雇佣、统治被统治的关系。苏修文艺界为了与经济学领域里的“谢基诺试验”相呼应，强调文学必须宣传用“法制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强劳动纪律”，亦即鼓吹“当代英雄”用法西斯纪律加紧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压
    榨的“棍棒”哲学。
    看一看苏修作家伊·德沃烈茨基的剧本《外来人》吧！苏修文艺界头目马尔科夫吹捧作者在该剧中“有意识地、引人注目地显示自己的立场，在提出重大社会问题方面充满激情”，使人们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苏修党员、齐赫文某企业工程师。他为了所谓“事业”的需要，冒着党纪处分的危险，擅自到涅列什公司的二十六号铸造车间去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到任之后，切什可夫首先要求“摧毁”涅列什的“相互间象
    一家人的宽容态度”，鼓吹强化“纪律”，引起了工人和干部的不满和反抗。但是，切什可夫采取了高压手段来进行镇压。他公然宣称：“我们是领导者，我们的双手什么也不做，我们是用讲话，用脑筋来工作的”，“要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来教你们的话，那我已经不是一个领导者了，我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了”。说得明白一点，那就是“我”切什可夫“存在的意义”就是管工人、管企业。他为了履行这个职务，命令工长们监视工人，“盯住他们，扼他们的喉咙”；对那些敢于违反“纪律”的人，要“扣掉一半奖金”，“用卢布打他们”。《炼钢工人》是与《外来人》同出一辙的另一出“杰作”。苏修文学评论界夸奖它的主人公维克多·拉古京是“今天社会所需要的英雄人物”。他由于“忠于职守”、敢于揭发生产中“纪律松弛和不负责任的现象”而被提拔为生产班长。炮制者通过拉古京同工人群众的矛盾冲突，竭力宣扬工人必须信守所谓自古以来就有的观念：“职业上的诚实”，也就是说，工人必须遵守“纪律”，对资本家俯首贴耳，卖命干活，不得有任何的不满与反抗。他甚至凶相毕露地叫嚷：“首先应当教会人们诚实！在一切方面！如果需要，甚至用暴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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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白轮船》中的那个护林所巡查员阿洛斯古尔，更是整天挥动鞭子，训斥工人，稍不如意，就把工人一脚踢开，解雇完事。作者在小说中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莫蒙老人为了去接被抛弃的外孙，让阿洛斯古尔一人留下管原木，结果被阿洛斯古尔打得头破血流。阿洛斯古尔声言要解雇他。莫蒙老人逼于生活，不得不向阿洛斯古尔苦苦哀求。这个“土霸王”得意地喊着：“爬来了，跪在我的脚下了。唉，可惜我没有更大的权力，否则比他好得多的人我也能使他们绝对服从。比他好得多的人我也能叫他们在地上爬。…从前不是有过这样的时代吗：人头纷纷落地，没有人敢吭一声。相反，人们更敬爱你，歌颂得更多。这才对
    啊！”
    看，这些“当代英雄”、混世魔王是何等地耀武扬威、杀气腾腾！可是，就是这样一些社会渣滓却得到自称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伙人的百般赞赏。这是为什么？苏修一篇评论说：“不仅是生产，而且是整个社会”都不能脱离这些人所要求的“纪律”而存在，否则，“事业就要完蛋”。这真是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他们需要凭借“当代英雄”的法西斯纪律，来强化对工人阶级的法西斯统治，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反革命“事业”。苏修一伙还拚命宣扬“奴才”哲学，强调要把被统治者的堙头生产、逆来顺受作为“优秀品质”来表现。苏修作家罗佐夫的剧本《处境》中的维克多，就是这种“奴才”哲学的艺术图解。维克多被苏修评论为“具有丰富精神世界的青年工人”。什么是他的“丰富精神世界”呢？这就是他既有“事业心”，整天埋头生产，富于革新精神；又“软弱”，“善良”。这个人物就“象块蜡，人家想把他捏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作者还通过维克多之口，鼓吹“如果没有弱者，那干吗还要有强者”的奇谈怪论。苏修的另一部被评为“充满时代气息”的中篇小说《挑选的权利》，其中一个人物杰姆金，原来是个有反抗精神的青年工人。他对严重的等级制度十分不满，责问为什么把“所有好的”、“丰盛”的食物都“给了工程师”，并且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什么？是下等人吗？我们是工人阶级！我们实现了革命。”这时，某些人就来做他的“思想工作”，扬言只要安分守己，好好劳动，就可以“提你的级”。随后又拉他去干有额外收入的一种试验。杰姆金就在卢布的刺激下，为所谓“光辉前途”所迷惑，最后终于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这类奴性十足的顺民，既能为统治者卖命千活，又对反动统治逆来顺受，因而得到了苏修统治集团的一致好评。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产品分配的形式也起了变化。西方资产阶级的一篇评论说：现在苏联的社会财富，正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重新分配”。今天的苏联，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结果，只能导致国内阶级更加向两极分化：
    一小撮特权阶层把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放进了自己的腰包，过着和西方资产阶级一样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的寄生生活，广大劳动人民终年辛劳，得不到温饱，日益陷入贫困的深渊。短篇小说《当小城欢笑的时候》，描写苏联青年涅斯托尔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公然叫嚣“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有充分的优越性”，一心想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个老板，去过那种极端奢侈腐化的生活。其实，这既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修社会中某些人的社会理想，同时又从另一个侧面美化了苏修的现实。须知今日的苏联，早已不是什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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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了。只不过是这种资本主义较之西方还要糟糕，这才是那个青年向往西方的真正目的。倘若不信，只要翻一翻另一短篇小说《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了。这部小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传统建筑工人扎格达伊金的小儿子、建筑托拉斯经理费多尔，利用职权，通过“开后门”的途径，不仅为自己建造了别墅，而且还为他的上司建造了一座犹如“真正的宫殿”的私人大别墅。说它“大”，是因为“空着肚子的人简直没法跑遍”。费多尔的一家和他的上司，个个“营养极好”、“肥胖”健康，整天价寻欢作乐。而扎格达伊金的大儿子、建筑工人萨维利，终年造房，却住在条件低劣、种种臭味“经久不散”的“旧房子”里。透过《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人们看到了
    苏修社会里贫富悬殊的现实。
    篇末，想提一提苏修新资产阶级分子是怎样为老资本家编造“红色”家谱的。在获得
    一九七二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奖的长篇小说《可怕的法庭》里，作者别有用心地塑造了西伯利亚西部地区一个大资本家沙特洛夫的形象，赋予他“爱国”的美德，给他戴上了“革命者”的桂冠。请看他的“革命历史”的片断：一九○五年革命时期，沙特洛夫由于“坚决”反对沙皇政府，因此受到“坑害”，被列入黑名单。后来，他又冒着生命的危险，救出被沙皇宪兵围捕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列宁的特派员凯特罗夫，并且同他建立了真挚的友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特洛夫出于“爱国心”，做了许多“支前工作”。.十月革命后，沙特洛夫积极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毅然同投奔白匪军的次子一刀两断。不仅如此，他还从心底里拥护在企业内部施行工人监督的制度，并且准备把自己的企业交给苏维埃政府，实现他的开发西伯利亚的宿愿。在这里，资本家敲骨吸髓地剥削、压榨劳动人民的反动本性完全被一笔勾销了，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复辟行动也丝毫不见踪影了，剩下的是什么呢？只有“革命”
    二字。炮制者为了表彰这个资本家的“革命功绩”，甚至还煞费苦心地编造列宁接见沙特洛夫的场面，胡诌什么列宁称沙特洛夫为“诚实的资本家”。
    为什么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对老资本家的亡灵吹捧不已，闹得不亦乐乎？鲁迅说得
    十分明白：“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他们为被赶下台的老资本家引幡招魂、梳装打扮，戳穿了，都是为他们自己一苏修的“当代英雄”们树碑立传，让他们的“事业”永世长存，永远骑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脖子上，横行霸道，作威作福。
    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苏修“当代英雄”们越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就越是进一步暴露了它的丑恶的真面目，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投入积极的反抗斗争，从而给苏修自己准备着垮台的条件。苏修“当代英雄”们的寿命不会很长了。胜利是属于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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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
    咖能咖
    怎样正确认识儒家法家思想的历史作用
    孔子、儒家和礼
    康
    立
    “儒”在春秋时期是一批专门给奴隶主贵族治丧、喊礼的吹鼓手。孔子也干过“儒”这个行当。这种人听到别人家里死了人就高兴，因为这一来可以增加一笔收入。孔子从小就常常练习向祖宗的神主牌位行礼，长大后对周朝的礼制非常向往，曾特地到周都洛阳去观礼、问礼。孔子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在历史上称为“儒家”。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孔子鼓吹的“礼”是奴隶制的产物。“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祭祀鬼神的宗教仪式。“礼”字（繁体字作“禮”）在甲骨文中作“豐”，是在“豆”的祭器中放两串玉奉事鬼神的意思。到了奴隶社会，“礼”从祭祀形式变成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上层建筑。它通过加冕、结婚、丧事、宴会等礼节仪式来显示奴隶制尊卑贵贱的统治秩序和道德规范。周代奴隶主继承商代的“礼”作为统治的工具。大奴隶主周公说：“天子到新都祭祖宗时，用殷礼就能分辨尊卑贵贱的等级。”奴隶主还把“礼”和天联系起来，论证奴隶主统治是天经地义的。赵国贵族大叔对赵简子解释“礼”时说：“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另一个叫过的贵族公开说：“礼是治国的基本内容。没有礼，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就颠倒了，这怎能保证长远的统治呢？”奴隶主用“礼”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企图永远维持宗族奴隶制的统治秩序。所谓“礼治”，实质上就是残暴的奴隶主专政。
    春秋时代，由于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抬头，奴隶主的“礼治”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人而无礼”、“人而无仪”的事时常发生，形成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作“竹刑”，晋国“俦刑鼎”，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用“法治”破坏“礼治”来谋求地主阶级利益的革命要求。这是新的阶级力量要求突破奴隶制旧制度束缚的必然结果。维护“礼治”还是破坏“礼治”，这是两种社会制度、两个阶级的一场斗争。
    孔子是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死硬分子。他硬要逆历史潮流而动，破口痛骂破坏“礼治”的革命行为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他日夜梦想“复礼”。《论语》记载了他有七十三处讲到了“礼”。这些“礼”指的是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复礼”，就是要复辟西周奴隶制。孔子说：“复礼”必先“正名”。所谓“正名”，其实就是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族奴隶主的等级制。孔子认为，只要让奴隶和新兴地主懂得“礼治”是天经地义的，被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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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犯上作乱”了。因此，孔子强调“为国以礼”，要求对国君“事君尽礼”，对一家一族的奴隶主也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颜渊向他问“礼”的内容，他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的儿子孔鲤从他面前匆忙走过，孔子马上喊道：“站住！”又问：“最近学礼吗？”孔鲤回答：“没有。”孔子立即给他一顿训斥：“不学礼，怎么做人？”所以，“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政治纲领和行为准则。
    孔子学礼学到了家，因此，他的为人也就特别虚伪和卑鄙。他上宗庙或者去朝廷的时候，同下大夫说话，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和上大夫说话，毕恭毕敬，低声下气。国君临朝视事，他现出一副奴颜婢膝的丑态，诚惶城恐，唯恐礼节不周到。朝见国君时，他走到门口，先作一揖，直起身，立在门口；进门时小心翼翼，生怕踏着门槛。登堂入室时，两手拎起裤脚管，离地一尺多，慢慢走进去，屏住呼吸，连大气也不敢出。国君请吃饭，他先吃一小口，表示等国君先吃。有一天，孔老二病了，睡在床上，国君来看他，老头子慌了，赶快把朝服裹在被子上，外加一条大布带，表示象上朝见国君一样有礼。当时就有人骂他是专会拍国君马屁的伪君子。说起请客送礼来，孔子称得上是一名祖师爷。有人拜他做先生，先得送十条干肉作为见面礼。他收三千名学生，就收进三万条干肉，难怪他天天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了。孔子培养出来的儒家之徒，都和孔子一样，是一批口头上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娟的虚伪家伙。他们口头上吹嘘自己“不宝金玉”，实际却是“见钱眼开”、不择手段的强盗。《庄子》里曾经记载了这么一个孔子之儒“诗礼发塚”故事：有一天，两个儒生去盗墓。大儒问：“天快亮了，干得怎样了？”小儒说：“死尸衣服还没剥光，嘴里还有一颗珠子没掏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小儒开始一本正经地对死人大谈其“礼”，说：“生前不布施，死后含一颗珠子干什么？赶快吐出来吧！”于是，一手揪死人头发，一手抓死人胡子，大儒用铁椎撬开死人的嘴巴，把珠子完整无损地掏了出来。他们毁尸偷珠且不说，口中还要说上一大通道理，表明自己的行为是完全合乎“礼”的。你看，这批所谓儒家之徒有多虚伪！
    战国时代，天下大乱。封建制进一步确立和奴隶制的逐步崩溃，使整个上层建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礼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在秦国，自商鞅以来，
    一直强调的是“法治”。齐国人鲁仲连说秦国是“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这话算是讲对了。这种做法在当时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对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秦始皇代表地主阶级统一中国以后，在粉碎没落奴隶主反动复辟、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斗争中，也不讲“礼”。秦始皇焚书坑儒，烧的是吹捧周礼的儒家经典，坑的是复辟周朝分封制的复古派。他也没有很浓重的等级观念，身为国君，却能同法家尉缭同饮食共起居。在秦王朝的朝廷上，大臣、博士可以随便发表意见，包括那些反对的政见。由此可见，当时的封建等级观念还不象以后的那样森严。反动儒生们骂他“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但是秦始皇如果用周礼，那他就无法建成统一的封建大帝国了。
    两千年来，地主阶级经历了一个从反“礼”到崇“礼”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地主阶级从先进转变为落后、从革命阶级转变为反动阶级的过程相一致的。
    汉开国皇帝刘邦的出身是小流氓。他在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以“不好儒”著称，根本不讲究礼。有一次，谋士郦食其去找刘邦，刘邦问报信人：“来客是什么人？”报信人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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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客人穿儒服、戴儒帽，象是一位大儒。”刘邦一听，火冒三丈，说：“老子正在忙着，没有空！”但报信人又返回说，来客不是儒生是壮士，他就说：“请客人进来。”郦食其进来时，刘邦正坐在床边洗脚，一点也不讲究“礼”。他还欢喜把儒生戴的帽子摘下来当撒尿的便壶，这对儒生来说，真是严重的渎礼行为。但是，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建立君臣父子的封建统治秩序，就逐步由反对“礼”转向尊崇“礼”了。拿同一个刘邦来说，他在篡夺了农民起义果实、爬上皇帝宝座的时候，由于封建秩序没有能马上建立起来，臣子们往往在殿上饮酒，喝醉了就狂呼乱叫，甚至拔剑砍柱。这时曾做过秦博士的儒生叔孙通就乘机对刘邦说：“我们儒生不会打仗，却能够帮你制礼作乐。”刘邦说：“你可以试试看，但不要太繁琐，只要容易实行就行。”于是，叔孙通就召集一批儒生练习了一个多月的礼仪。刘邦看了认为不错，下令群臣照办。长乐宫建成后，正式举行朝仪。天刚亮，礼官就按照文武官员的等级，把他们分批引进殿门。两旁卫士持戟站立，威仪森严。礼官喊一声：“上！”功臣、列侯、诸将军肃然东向，丞相、文官一律西向。刘邦乘着龙车出来，登上龙椅，南面而坐。礼官又喊：“拜天子！”百官三呼：“皇帝陛下万岁！”从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官员，按照秩序奉贺，个个“震恐肃敬”。礼毕，又在殿上置酒，群臣都低着头饮酒，谁也不敢喧哗“失礼”。最后，礼官又喊：“罢酒！”臣子们都静静退出去。这下子，刘邦可摆够了皇帝的威风。他得意洋洋地说：“今天我才尝到做皇帝尊贵的味道了！”
    刘邦在建立了汉王朝后，虽然开始从反对“礼”转向尊崇“礼”，但由于当时面临的斗年形势是如何打击分裂割据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因此，基本上采用的“霸王道杂治”的政策。“汉承秦制”。他同秦始皇一样，实际上是崇尚法家和法治的。刘邦也曾到曲阜祭孔，但那是“英雄欺人，将借此收揽人心”（鲁迅语），并非是真心要尊儒崇“礼”。刘邦死后，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变化。汉文帝的时候，贾谊曾建议说：“汉朝承袭了秦朝的坏风俗，废置礼义，抛弃廉耻。今汉家有天下二十多年，应该定制度、兴礼乐了。”汉文帝不同意，说：“繁文缛礼，对我汉家统治一点好处也没有。”他明确地把“兴礼乐”看成是实现封建统治的障碍。到了文帝的儿子景帝嗣位的时侯，迂腐不化的儒家博士猿固生竭力主张隆礼，结果激怒了窦太后，窦太后把他丢进兽圈中，要他对野猪宣讲礼义之道。但野猪不愿听也听不懂这套废话，一股劲儿低着头露着牙朝辕固生冲过来。幸得汉景帝给了他把好刀子，一刀戳进了野猪的心房，才算保住了这条老命。汉武帝继位时，赵绾、王臧等人叫喊“兴礼乐”、“行儒术”，窦太后一怒之下把他们关进了大牢。史学家班固评论汉初这
    七、八十年的统治时说：“稽古礼文之事，犹多缺焉。”这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汉初封建统治者为什么要反对“礼”呢？这种态度是由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所决定的。刘邦做皇帝的时候，汉朝中央政权只统治着十五个郡，其他地方都由诸侯王割据。稍后一段时间，刘邦虽然把异姓诸侯王都给消灭掉了，但却同时又封了不少同姓诸侯王。这样一来，中央政权的统治基础还很薄弱，奴隶主复辟势力在地方上还有着一定的力量。各个诸侯王就是这股残余势力的政治代表。他们用各种方式反对中央政权。当时的封建中央政权奉行法家的主张来打击复辟势力，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地方各诸侯王则为了分裂割据、复群奴隶制的需要，主张“兴礼乐”，认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此，在对“礼”的态度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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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阶级和奴隶主残余势力是很不一样的。
    地主阶级在确立了统治地位以后，就急遽地由反“礼”转变为崇“礼”。汉武帝在位期间，是西汉封建统治的鼎盛时期，也是西汉封建统治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董仲舒适应了这种形势的需要，竭力尊孔反法，提倡复古隆礼。他从孔子的“尊尊”和“亲亲”的原则出发，提出了一整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学说，为全面加强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汉武帝也认为必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才能维护封建统治。于是，他命令将天下的“方闻之士”都集中到朝廷来，“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他做皇帝的几十年间，举行了许多次的巡狩、封禅、郊祀、改制等大典，还组织了乐府，大唱“雅乐”。儒家鼓吹的礼乐，他都一一照办，下令奉行。从此，“礼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配合严刑峻法，成为维护反动统治的有力工具。
    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儒家的“礼”越搞越繁琐，内容越搞越庞杂。什么《周礼》、《仪礼》、《礼记》之类的“经书”，先后被“发现”、编纂和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地主阶级越讲究“礼”，也就越虚伪。东汉的士大夫为了讲“礼”，不仅治丧三年，甚至有居于墓侧服麻守孝达二十几年的。但是这种讲礼的君子，往往一面在墓道中居丧尽哀，一面却不妨接二连
    三地生儿育女。这对儒家的“礼”来说，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在封建社会中，“礼”包括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婚、丧、祭祀等一切仪式。要讲等级、论资格，有“尊尊”、“亲亲”、“长长”之义。讲阶级调和，有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和“礼至则不争”等反动理论。此外，还有什么“礼尚往来”之类，专门讲究地主阶级间迎往送来、请客送礼的一套繁琐仪式。总之，无论是红白喜事、迷信活动，乃至贪污行贿等，在“礼”典内色色俱金，应有尽有。鲁迅说得好：“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连在外国也译出来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事君，现在可以不谈了；事亲，当然要尽孝，但殁后的办法，则已归入祭祀中，各有仪，就是现在的拜忌日，做阴寿之类。”真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礼”的反动本质。
    “礼”之为用如此之大，所以，古今中外的反动派都莫不崇“礼”隆“礼”。远的不说，近代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从曾国藩到蒋介石，就都把“礼”作为治国的根本。曾国藩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蒋介石声嘶力竭地叫喊，“礼义廉耻”是“立国的纲维”，要“以礼治天下”。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也在起劲地鼓吹“礼”。陈独秀认为孔子的“价值”在于“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王明吹捧“礼”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林彪进一步提出要用“尊尊、亲亲、长长”的“礼”作为“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在外国，苏修叛徒集团竟然也在鼓吹起“礼”是“天下人都应遵守的行为规范”来了。鸟龟找王八，原来是一家。古今中外的反动派都莫不崇礼、尊礼，说明了他们都是一批口头上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娼的伪君子。
    孔子死了二千年了。但是，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儒家的“礼”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集中反映，属于必须打倒之列。我们必须不断深入地批判孔子和儒家的“礼”，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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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话破“礼”
    于任远
    说起“礼”，不禁想起样板戏里的两个反面人物。座山雕要初见他的人送个“见面礼”，胡传魁结婚，则要“各家各户，自愿送礼”。这两种“礼”，倒很能概括旧社会里各种“礼”的实质：前者是反动阶级内部相互笼络的手段，后者是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一种方式。
    座山雕和胡传魁要的是礼品，这只是他们一整套反动礼节的物质体现。除此之外，他们在“礼”上的花样还多得很。尽管座山雕只不过霸占了一个山头，胡传魁只不过是一小股土匪部以的草头司令，但他们还是在自己手下划分了层层等级，制订了各种腐朽的“规矩”和“礼节”。不这样，他们连一天也混不下去。
    这两个土匪头子是继承了孔子所津津乐道的“周礼”·的衣钵。几千年来，这种反动的“礼”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各个方面，根深蒂国，即使是在今天，虽然基本上已遭到了摧毁，但仍然可以处处看到它的痕迹。
    什么是礼？礼者，上下等级次序也。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宁可悖理，不能破礼。所谓“纵使你有千条理，礼节不周先有罪”。话剧《钢铁洪流》中赵四海公开“顶撞”了厂长、老上级白显舟京剧《龙江颂》中，富裕中农常富与儿子闹了纠纷，常富说：“你哪象我的儿子啊”，儿子的回答是：“象你就糟啦”！这在那些人看来，都是“失礼”，都是大不应该的。究竞如何？应该让，即所谓“礼让”。正象鲁迅所揭露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让，礼也就愈繁了”。也就是说，学生应该“让”老师，儿子应该“让”父亲，下级应该无原则地“让”上级。此类旧“礼”，禁锢思想，削弱斗志，滋长庸俗习气，任其蔓延，危害匪浅。
    然而，“礼”就是这么无休止地“让”下去吗？也不。它还有不“让”的一面。在旧社会，礼尚往来。“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礼”是讲究有往有来的。不然的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不还礼是不通人情世故，会被人瞧不起。“这个人，连还礼都不懂！”它被认为是一种失礼的行为。“开后门”之类的坏习气，发端盖在于此。这些人采取的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政策。“礼”对于他们，无异于一块“敲门砖”，用以敲开他们个人的幸福之门。有一句口头禅，叫“礼多人不怪”，这就是要用“礼”来换取“不怪”和“不怪”后面的“好感”。在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眼中看来，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中国，摧毁了旧“礼”所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小将奋起破除“四旧”，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使人们的面貌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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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但是，只要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四旧”便始终会以种种形式，改头换面地重新出现。那些已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和一切反动分子，当年是尊奉着“礼不下庶人”的原则的，今天却也常常会给往日的“庶人”送“礼”。大则宴席往来，小则烟酒应酬，乃至金钱衣物之类，尽力投你所好。他们送小“礼”谋大“利”，想获取的是整个已经失去了的“天堂”。劳动人民把这种“礼”称之为拌着蜜糖的砒霜，很有道理。只要他们的“变天”目的一旦如愿以偿，他们就决不会如此“礼节周到”，而是立即把脸一翻，象座山雕、胡传魁那样用手枪、刺刀来索“礼”了。“先礼后兵”，前车可鉴。
    无产阶级讲不讲“礼”呢？也讲。我们十分珍视革命同志间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也不排斥革命队伍里必要的礼貌和礼节。革命同志见面时握手、问好，解放军同志间互行军礼，见老年人或孕妇上车时主动让座位，这些，我们有时也称之为“礼”。这些礼貌或礼节，体现了新的社会风尚，反映了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是每个革命同志所必须遵守和奉行的。它和那种旧“礼”有着完全不同的阶级内容。内容不同，形式也必然不同。剥削阶级的“礼”不仅内容反动，在形式上也是讲究繁文缛节的。社会越腐朽，“礼”也就越繁，最后繁到如鲁迅所说，谁要是一概照办，“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是决不搞这套繁文缛节的。如果繁文缛节在革命同志间出现的话，那就很值得问一问这究竞是一种什么“礼”了。
    “不破不立”。破旧“礼”，是树立共产主义新风尚的前提。敢不敢破它，能不能彻底破，这是一场触及世界观的严峻考验。各个剥削阶级的“礼”在镇压人民、维护反动统治这
    一点上是一致的，因此，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都不可能彻底否定它“前辈”的“礼”，相反地，总是千方百计抱着保护的态度。特别是当这个阶级走下坡路的时候，更是捞着根稻草当救生圈，对反动的“礼”推崇备至。刘少奇、林彪这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就是这样一类人物。
    无产阶级革命者则完全相反。他们把旧“礼”看成是必须与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传统观念。在这方面，鲁迅是我们的一个好榜样。他与剥削阶级的种种旧“礼”战斗了整整
    一生。直到去世以前，在留给亲属的“遗嘱”中还明确地写上了“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等破除旧葬礼的内容。这是一个与旧世界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声音，它号召着人们彻底破除旧“礼”，奋起和阶级敌人、机会主义者进行一场“以牙还牙”的战斗。三十多年过去了，但鲁迅的“遗嘱”至今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它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进行到底。
    春节将临，这历来是旧“礼”泛滥之时。对于我们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人民来说，这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行革命的移风易俗的好时机。因此，在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们拟了一副春联来赠给这个节日，曰：
    破除千年旧礼，树立一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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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文
    挑担子还是御担子？
    红
    宣
    《红灯记》里李铁梅有一句大家所熟知的唱词：“爹爹挑担千斤重，铁梅你应该挑它八百斤。”铁梅这种继承先烈遗志、勇桃革命重担的崇高精神，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但是，在文艺、教育、新闻、出版等各个文化领域的斗、批、改工作中，我们却往往会碰到卸担子的情况。办一件事吧，就坐等上级布置而后行动；编一个戏吧，就伸手向领导要题目而后写作；一本教材，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就硬要工人师傅出来表个态，问他自己呢，“吃不准”，“没把握”。看起来，事事请示，样样汇报，“组织观念”强得很。果真如此吗？非也，卸担子也。
    挑担子还是卸担子？一字之差反映了对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诚然，一个人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吃不准”、“没把握”的事总是有的。但是这决不是卸担子的理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没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又怎能打得了吊睛白额虎？李铁梅只有十七岁，但是她高举革命红灯，敢于挑革命的重担，终于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中迅速地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吃不准”吗？那你就去“吃”一“吃”，是甜是苦，是冷是暖，不就立见分晓了吗？动起手来干一千，又有什么不可“把握”的呢？文化领域的斗、批、改工作是复杂的，这就更需要我们群策群力，人人桃担，众人拾柴火焰高，上层建筑革命的烈火才能越烧越旺。委是光躺在那里叫“吃不准”，“没把握”，事事回避，处处推却，两眼望着上级领导拿出个现成办法来，那么过了一百年还是“吃不准”、“没把握”。
    “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可见问题正是在于这个“敢”字，是敢承担还是不敢承担。只要敢于挑担，敢于实践，那么，“吃不准”就可以转化为“吃得准”，“没把握”就可以转化为“有把握”。被称为“大老粗”的工人宣传队挑起上层建筑斗、批、改这副重担已经五年多了，不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了吗？而我们有些同志，本来常常以某方面的“内行”自居的，为什么今天却谦让起来了呢？这里面不是很值得想一想的吗？
    仔细推究一下，在“吃不准”、“没把握”后面，其实还有一些“潜台词”。其中，对我们文化领域的革命心怀抵触，以沉默来表示“不合作态度”者有之，对今天领导文化工作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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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看不上眼，故意袖手旁观，等看洋相者有之，但就多数来说，还是一个“怕”字，“怕”什么？“怕犯错误”。有的人摔过几个跤子，喝过几口水，于是便事事当心，处处谨慎，真个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看起来还是“文化工作危险论”在作怪。但这样就能“保险”了吗？这恰恰是刘少奇“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流毒的反映。什么事也不做，看起来什么错事都可以避免，其实“卸”革命之“担子”本身就是一错。二千多年前孔夫子提出所谓“明哲保身”的反动哲学，教他的学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阁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就是说，不要问世务，不要担风险，这样既可不遭人怪，自己也不会有懊恼，还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也无非是这种“明哲保身”哲学的翻版。这种哲学，在我们的时代，是没有出路的。在波澜壮阔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中，光想着“保”自已不犯错误，这种精神境界不是太渺小了吗？在文化领域的斗，批、改过程中，我们允许试验，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只要我们敢于负责，敢于挑担子，从正反两个方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就一定会变得逐渐聪明起来。当革命的重担落到李铁梅肩上之时，李奶奶曾经语重心长地希望铁梅“做一个铁打的金刚”。“铁打的金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挑重担的过程中炼出来的。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争取给自己身上多压担子，就一定能夺取文化领域斗、批、改的不断胜利，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文攻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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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老教师当作后进的典型，也不一定确当，因为一个教师是否先进，并不决定于他年龄的大小。所以，在修改稿中，我们把金、张两个教师，都改为解放以后的大学毕业生，这样，双方显得“势均力敌”，具有激烈冲突起来的客观可能性；而且，这两个原先情况比较近似的年轻教师之间的激烈的思想冲突，也更能引人深思，发人深省。这一正一反的对比，就能够表明“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从而有助于较好地表现主题思想。
    主题思想要通过英雄人物来体现。怎样塑造好金老师的英雄形象呢？我们在深入生活时，曾听到一位先进教师说：“在学生面前的一言一行，都是自己世界观的‘亮相””。这句话耐人寻味，闪耀着思想的火花。我们在塑造金老师的形象时，就把这个深刻的恩想，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在这个英雄人物的全部言行中。并设计了儿个比较突出的细节，使它能鲜明地表现出来，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李钢的作文《和爸爸比童年》。我们着重描绘：是金老师，从“皮”学生这篇很多错别字的作文里发现了闪光的东西，看出了李钢思想上朴素的阶级感情；是金老师，要把这篇作文登在墙报上，鼓励李钢努力向上；是金老师，针对这篇作文洋溢着朴素的阶级感情的特点，对李钢进行回忆对比教育，启发李钢的路线觉悟和阶级觉悟。同时，我们用对照的办法，来表现金、张两个教师的不同的世界观。经过儿番思想交锋，又面对李钢转变的事实，使张老师“补上了难忘的一课”，金老师的英雄形象，也因此而有可能塑造得更高大、更丰满一些。
    《补课》还是一个很粗糙的作品，思想上艺术上都存在不少缺点。面对当前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我们决心努力吸取《补课》创作中的教训，继续拿起社会主义文艺的武器，参加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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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岳考年该瑰想
    志在农村绘宏【图
    李解买具梦徐華胡志搭
    以前，在学校里，我们这些学生，老是好谈论理想呀，前途呀！我自已也是这样。比如说，有时去看戏吧，看到舞台上的演员受到观众的热烈鼓掌，我就想，要是能当个演员有多光荣啊。以后，看见飞机在高空飞行，我又想，如果当一个飞行员该有多好啊。我在中学里，比较喜欢数学、物理，这时就想，要好好学习，将来争取当个科学家。这个理想，那个理想，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远。
    但是，如果现在问我有什么理想，那我可以自豪地回答你：志在农村绘宏图，誓将淮北变江南。最近，我们生产队制定了一九七四年的生产规划，准备实现“三一”沟网化：一万亩地南北一条大沟，一千亩地东西一条中沟，一百亩地一条小沟。沿沟修上路，栽上树，搞上渠道，这样旱了能灌，涝了能排。这个计划现在基本上已经搞好了。不仅如此，我们还经常在地头、场头兴奋地议论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向往着一九七五年、一九七
    六年，甚至想到了一九八○年。到那时，我们淮北农村，到处是宽广的大路，路旁树荫成行，拖拉机在原野上奔驰，大田里一片稻浪滚滚。想到这一切，我就感到我们这个时代实在太美好了。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前后却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呢？其实这并不奇怪。毛主席早就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阶级社会中，理想也是有阶级性的。一个人树立什么样的理想，决定于他头脑中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以前，自己想当这个，想当那个，就是不想当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这不正是孔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流毒在自己头脑中的反映吗？说穿了，这种光从个人的爱好和兴趣出发的理想背后，往往夹杂着许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东西。而现在，在农村这个大熔炉中，广大贫下中农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个人的一切理想，都不能离开革命的需要，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不然的话，就只能是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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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空想。农村需要知识青年，知识青年更需要到农村去锻炼。因此，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种理想是和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一致的，是具有无限光明的广阔前途的。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一个革命青年要树立无产阶级的理想，唯一的办法，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回想我们在学校时，高谈阔论，指手划脚，现在想想，实在空洞乏味得很。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知识分子在没有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时，“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到了农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光说大话是不行的，而且还要有行动。广大贫下中农虽然口头上不空谈什么远大的理想，但每个人都是脚踏实地，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奋斗。我们生产队一人要摊到五亩地，劳动力很紧张，但为了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景规划，他们起早摸黑，一锄一锹，把希望和未来建立在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基础上。在毛主席苹命路线的指引下，在贫下中农这种实地苦干精神的教育下，我们也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架子，无论是犁地、扬场、堆垛、赶大车，样样都争着干。艰苦的劳动不仅磨炼出了一双能挑重担的肩膀，更重要的是磨炼出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逐步地成长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懂得了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真正含义。
    几年来的农村生活，使我深深体会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苹命，我国广大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但也不可否认，由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一副烂摊子，有些地方即使是在今天，生产上也还是比较落后。但落后又有什么可怕！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青年一代去战斗，去建设。生活艰苦吗？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能锻炼人、改造人。就拿我们大队来说，八百多人，只有两个初中生。过去，这里根食产量一直很低。近年来，我们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搞科学实验，粮食产量成倍增长。一九七三年，我们又超颜完成了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而且生产队储备了
    一万多斤粮食。三大革命的丰富实践，也越来越使我们感到，我们这些人，虽然号称“知识分子”，实际上知识贫乏得很。无论是政治理论、科学文化都跟不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需要。
    鲁迅曾经在《赠画师》这首诗里写道：“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我们革命青年应当做一个新时代的“画家”，愿将青春作“朱墨”，扎根农村一辈子，为祖国的锦绣河山，添上绚丽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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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为革命创新业
    上海东风农场俞建平
    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我们每个革命青年最美好的理想。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过去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九六八年，我高中毕业以后，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来到市郊国营农场，亲身参加了两个连队的创业战斗，才使我懂得，理想并不是空想，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得一步一脚向前迈，敢为革命创新业。
    创业，总是艰苦的。因此，为革命创新业，首先思想上要有一个敢字。如果在艰苦环境面前畏缩不前，甚至当逃兵，这样，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回想当初，我们刚到农场创建“五·七”连以时，喝的是带咸味的河水，点的是小油灯，住的是茅草屋。有时碰到风雨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这就得动员所有脸盆、脚盆和饭碗来参加战斗。听着这叮叮哨喈的雨，点声，大家风趣地说：“真是一首社会主义革命的交响乐啊！”这样的生活条件比起大城市来，确实要艰苦一些。但是，大家想到，我们今天的创业战斗，正是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的心里还是乐呵呵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交响乐是威武雄壮的，但演奏这样威武雄壮的交响乐，却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毛主席早就指出：“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因此，干社会主义革命，想吃现成饭是不行的。有些同志，总希望什么都给安排得妥妥贴贴，然后再去干革命。这种吃现成饭的思想，是懦夫的哲学。干革命，就是要艰苦奋斗。什么都安排得妥妥贴贴，还要我们一双手干什么！没有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就不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同样，没有今天的艰苦奋斗，也就不会有明天的共产主义。
    明知剑业难，偏做创业人。正是在这种革命精神鼓舞下，“五·七”连队的战士，风里来，雨里去，战天斗地，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用自己的辛勤劳动画出了一幅崭新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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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的瓦房一排排，新栽的树木一行行，拖拉机在田野里飞奔，当年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今天却成了棉粮高产的米粮仓。
    但是，条件好了，还要不要再艰苦创业呢？仍然要。一九七一年年底，领导上决定让我到农场的“北大荒”去创建一个新连队，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我思想上斗争是很激烈的。“五·七”连队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确实心里有，点舍不得离开，而到了那里，一切又得从零开始。去，还是不去？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毛主席的话，坚定了我为革命再创新业的决心。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青年就应当象杨子荣那样，“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因此，我在日记上写下了自己的誓言：壮志未酬誓不休，乐在海岛写春秋。第
    二天，我就向场党委表示了自已的态度。经过大家讨论，决定把我们的新连队命名为“战斗”连。这就意味着，我们将用战斗去开辟二百亩的芦荡地，打好一场农场的翻身仗。
    剑业的道路从来都是坎坷不平的。当我和四十名战友来到农场的“北大荒”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杂草丛生芦苇密，野鸭成群无人烟”的荒滩。但是，心中有了大目标，泰山压预不弯腰。就在这片荒滩上，我们提出了“向荒滩要粮”的口号。一九七二年春，阴雨连绵，拖拉机不能进入荒地平整。当时，有少数人主张“等一年再说”。是等，还是创，一字之差，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和世界观。我们坚决批判了懦夫懒汉思想，大家豪迈地说：“不怕老天下雨，不怕脚下污泥，敢为革命创业，何惧千难万险。”于是，没有拖拉机，我们就肩挑人扛用手干，终于抓季节，抢时间，栽插了五十亩早稻。但是，十天后，由于海水倒灌，再加上本来土地的盐碱就很重，五十亩早稻一下死了四十五亩。对这个意外的打击，大家并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决心从头再干。经过艰苦的努力，又抢栽了三十亩早稻，开垦了一百多亩荒地。第一年，我们在这片新开垦的处女地上，就获得了亩产七百多斤的丰收，为国家生产了二十万斤粮食。一九七三年，我们再接再厉，粮食亩产达到九百三十斤，总产量达到四十四万斤；棉花皮棉亩产达到一百五十六斤，总产量从去年一万二千斤，增加到二万零三百斤，为打好农场的翻身仗，作出了新的贡献。
    毛主席说：“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我们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终身，就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艰苦创业一辈子，而决不能“熬”一阵子就停步回头。在新的一年里，我决心和大家一起攀登新的高峰，创造新的业绩，为共产主义的大厦添新砖增新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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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东深俄称季为者年者鬼
    多替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着想
    杨浦区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杨浦区有十万名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和边疆，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知识青年到了农村，我们的工作是否已经完了？过去，我们对知识青年在农村和边疆闹革命、搞生产，究竟有些什么困难和需要，很少去想，以为那是当地党组织和家长们的事，同我们的关系不大。后来，我们重温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教导，检查总结了这几年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工作，开始认识到知识青年离开了上海，我们还有责任为他们做很多的工作。
    毛主席教导我们：“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我们应该怎样为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着想，为他们更好地扎根农村做好工作呢？我们通过访问青年们的家长，组织回沪知识青年座谈，并通过有些同志曾经到上海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省、地区参加学习慰问活动，了解到知识青年在农村中确实存在不少困难，需要我们去关心，去帮助解决。有个在江西插队的青年反映，那里虽然木材资源十分丰富，但是，他们吃饭、写字都没有桌子，自己又不会制作。有一次，天下大雨，他们眼瞪瞪看着房子漏雨，也不会修理，还要等贫下中农来补漏。这位青年在谈到这些困难时，感到十分难过，他说：“我们原来是为贫下中农服务才到农村去的，结果却为了个人生活问题增添了贫下中农的麻烦。”还有
    一些生产队，买回来拖拉机却没人会开。上海去的知识青年虽然读了几年书，也是既不会开，更不会修。因此，有的生产队拖拉机坏了，要拖到几十里路远的地方去修理，既费钱，又耽误农时。很多上海知识青年讲到这些问题时，都因为自己没有掌握更多为农村服务的本领而感到惭愧。其实，这些情况我们过去也已经听到过不止一次，但因为当时以为这同自己的关系不大，只是说“有哪个部门能抓一抓就好了”。现在，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更好地为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服务，想法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在春节前后知识青年回沪人数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里，除了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以外，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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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各种短期技术训练班，帮助知识青年掌握更多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本领，让知识青年更好地扎根农村。
    要为下乡上山知识青年举办短期技术训练班，就要从农村的需要出发。农村需要什么技术，我们就积极创造条件，举办什么技术训练班。一九七二年，我们全区十六个街道有八个街道举办了泥木工、电工、理发、医药卫生、缝纫、农机、农药等七种技术训练班。去年，我们根据知识青年的反映，又增加了拖拉机修理等技术训练班。两年来，我们区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有三于多人利用回沪探亲的机会，先后参加了一个或两个以上的技术训练班。
    下乡上山知识青年都是集中在春节前后回沪探亲，我们举办技术训练班，就要集中在
    一个短时期同时进行，要通过短短二十天、一个月的训练，使他们初步掌握独立操作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在区委的领导下，调动本区内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共同把它办好；要求我们的训练班能让学员参加操作实践，使学员回去以后能够解决生产中经常遇到的一些技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工厂、商店广大职工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是十分令人感动的。特别象上海拖拉机厂工人老师傅，为了帮助我们办好拖拉机驾驶和修理技术训练班，不仅专门拨出两台拖拉机给学员学习驾驶，同时为了让学员接触更多的技术关键问题，还破例地让学员到该厂“用户服务部维修组”实习。在维修组里，接触的技术问题比较多，技术力量也比较集中，过去，厂里是从来不让别人去实习的。但是，当厂里了解到我们是为了进
    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来办技术训练班的，就让学员跟班作业，由老师傅手把着手地教，使他们很快掌握了基本维修技术。
    两年来，我们举办的各种短期技术训练班，受到广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的欢迎。他们都说，过去回沪是“逛逛马路，看看电影，走走亲戚”，收获很少；现在是回来一次，多学到一点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本领，收获就大得多了。有一个在贵州插队的知识青年，一九七二年回沪参加了农药技术训练班后，回去用土办法试制了“九二○”农药，推广使用后，使这一年粮食亩产量有显著增加。当地贫下中农高兴地称赞他是“我们生产队里的土专家？”。许多知识青年在农村做出了一些成绩，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就更大了。有些青年还写信给我们，说这是党对他们的亲切关怀，他们表示一定要扎根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更大的贡献。
    回顾这一段时期的工作实践，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办训练班仅仅是一个方面，也仅仅是开始，要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还需要我们作更多的努力。今后我们还要更加体贴入微地为青年着想，更好地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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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青年的革新精神
    上海纱管配件厂党支部
    我们厂是一个小厂。以前青年很少，一九六八年以后才陆续分配一些中学毕业生来,到现在青年一共有三十九人，占全厂人数的五分之二。
    厂里增加了青年人，显得更加生气勃勃，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更好地培养和教育他们，促使他们更快地成长，让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力量。
    毛主席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还教导我们要“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按照青年的特点来培养教育青年，确实很重要。青年人对新事物比较敏感，有一种强烈的革新精神。我们有些同志总是希望青年能够老老实实劳动就好，对于他们不遵守劳动纪律、自由散漫的现象，是比较注意的，也能够比较及时地给予批评和帮助，而对于他们敢想、敢说、敢于创造的长处，却注意得不够，有时甚至不自觉地压制了他们的积极性。有些青年看到厂里设备陈旧，操作方法落后，表示不满意，要求搞革新，我们有的同志也不加分析地说他们好高骛远，因而不尊重他们的意见。有个青年工人，平时有点调皮捣蛋。有一回，他提出要搞一部自动化专用设备，有人就笑他说：“来了没几天，就想搞自动化，真是异想天开。”这个青年要求让他到兄弟厂去学一点窍门，负责技术革新的同志又怕他去游逛，硬是不给他开介绍信。支部知道了这个情况，觉得这个青年虽然有些缺点，但是他肯动脑筋，要求搞革新，这一点还是应该支持他。我们不仅让他去学习经验，同时还指定技术革新小组的同志帮助他一起搞。结果这个青年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搞出了这套自动化装置，工效提高了二倍。这件事情影响很大。青年们看到党组织支持他们搞革新，劲头就更足了。全厂百分之八
    十以上的青年都积极革新技术，搞得热气腾腾。
    有些同志不大支持青年的革新精神，有一条理由是：青年人经验少，搞不好，人力物力都浪费。青年人缺乏经验这是事实，可是我们这些中年人、老年人的经验还不都是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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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得来的？你不让他们去闯，经验怎么能丰富得了呢？搞革新也不可能希望一次就成功，不光是青年，就是中年、老年人，也同样要付点学费的。青年没有经验，一是要放手让他们干，二是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边千边学，边学边干，逐步积累经验。许多青年工人不懂机械制图，画出来的草图，老工人看也看不懂，根本无法加工。我们便与区业余夜校联系，选送了二十多名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射流、电子、制图等各方面的技术知识。这些青年本来就迫切要求学习技术，有了这个机会，就很起劲。有的青年过去比较自由散漫，下班后东游西荡，参加了业余技术学习班后，在业余时间里学理论、翻资料、钻研技术的人多了。
    青年有一股猛劲，搞革新个个生龙活虎，有时一连几天夜以继日地干，连业余文艺小分队活动也不搞了。一次会战中，儿个青年发高烧也不休息，坚持搞革新。支部看到这种情况，觉得这样长期下去，对青年的身体健康不利。青年的劲头越大，越要关心青年，关心他们的业余生活。根据厂里的条件，我们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组织文体活动。明确规定青年都要参加乒乓球、羽毛球等体育活动，安排了时间给青年开展文艺小分队活动，还定期组织去厂外开展一定的文体活动。文体活动正常开展，既劳逸结合，又使青年能够经常保持旺盛的精力，同时，也使全厂职工的业余生活更活跃了。
    青年人搞革新的劲头大了，当然不是说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些青年刚从学校出来不久，虽然大多数思想都比较单纯，但不健康的东西也经常有所流露。例如：有的青年工人搞技术革新，是想“一举成名”，想“别苗头”。我们决不能让我们的青年只专不红，技术上进步了，思想上却出了问题。支部决定由团组织负责在青年中展开“搞技术革新为了什么？”的讨论，组织他们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批判林彪散布的“工人做好工就是政治”等修正主义谬论。通过这些学习、批判活动，青年工人普遍地提高了认识，革新技术的态度也进一步端正了。联系三大革命斗争实际进行学习，也有力地推动了青年工人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活动，促使青年工人改造世界观，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全厂三十九名青年，目前已有两人入了党，八人入了团，还有五人担任了班组长。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依靠全厂工人群众，技术革新取得了一些成绩，全百分之五十的冲床已实现了自动化和半自动化，实现了重大技术革新项目二十一项。在这些革新项目中，青年工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使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要坚决遵循十大精神，从各个方面深入关心青年，使青年-一代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苗壮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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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塑造好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
    长篇小说《征途》读后
    王一良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兴起了规模广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对这场革命抱什么态度，是检验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试金石，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具体体现。而广大革命知识青年，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革命的“征途”上，他们有如勇敢的雏鹰展翅，迎着斗争的风雨雷电搏击云天，有如顽强的幼芽破土，在斗争的风霜雨雪的考验中茁壮成长…
    对这场伟大的革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饱蘸革命激情，迅速反映伟大时代的伟大斗争，从而推动现实斗争的发展。郭先红同志创作的长篇小说《征途》，通过以钟卫华为代表的上海知识青年到黑龙江边疆插队落户，“屯垦戍边，反修防变”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不仅鼓舞了广大知识青年自觉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革命积极性，而且对于文艺创作如何反映这一场革命，如何塑造革命青年的英雄形象，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问题。
    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品，完全可以把知识青年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着力塑造革命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写他们如何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能够反映出上山下乡这场伟大革命的本质和深远意义的。鉴于这样的认识，《征途》刻意塑造上山下乡的带队人钟卫华这个英雄形象，来阐述和深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主题，效果是好的，路子是对的。
    钟卫华之所以成为革命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他的突出的特点，在于他的革命的自觉性。在踏上落户边疆的征途之前，他是自觉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他本来可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但是他觉得革命更需要他“投身到广阔的天地里去”；有的人以为他是中学红代会的常委，更有条件留在城市，但是他想都没想到。他的态度是：“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我，走定了！”“走定了”，这简单而坚决的语言，是多么铿锵有力，闪耀着自觉革命的熠熠光彩，凝聚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崭新的革命精神。这不是形势“所迫”，也不是知识分子常有的那种被革命运动激发起来的稍纵即逝的热情，而是他“仔细分析”了革命形势，“反复考虑”了革命需要的深思熟虑的结晶，是自觉革命的高度觉悟的体现。作者表现钟卫华的革命的自觉性，更重要的是通过他踏上落户边疆的征途以后，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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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觉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实现的。在去松树大队的行军路上，他的战友闹了不少笑话：大家把犴当成熊，方明把松塔叫做波萝，万莉莉扔了“靰粒草”而冻坏了脚，还有宋涛过分偏爱桦树皮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趣…这虽然是一些“小事”，但钟卫华把这些事联系起来分析，并“从政治上思考问题”，找到了城市长大的知识青年的弱点，看到了与贫下中农的差距，使思想上得到了一次飞跃，“深刻认识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就这样，他在革命的征途上迈开了自觉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第一步。此后，每当他做一件事，在斗争中每前进一步，都要跟贫下中农找一找差距，并把思想上的飞跃化为接受再教育的自觉行动，使自己的精神面貌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例如：万莉莉打水，手被粘住在辘轳把上，而老支书的长满膙子的“铁手”却一点也不碍事，他就想到要“磨一双铁手”，于是他在抢割豆子的战斗中，手被豆荚扎破了，“满手血糊淋拉的”，“连看-一眼都不看”；在挖土坑埋电柱的战斗中，他“膀子都震麻木了，虎口也震裂开来”，还是“看也不看一眼”。有了精神上的支持，就会产生多么惊人的毅力和力量！钟卫华在寒风凛洌的夜晚，在大雪地里埋伏了好几个小时，终于逮住了苏修派遣特务“马熊”，而他自己的脚却冻坏了。当他的高度觉悟和英雄行为得到人们赞扬的时候，他想的却是老支书也是一宿没在屋，为啥他的脚没冻坏，“而我…真是差距太大。”这种自觉接受再教育的革命精神，使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在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中，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不动摇、不迷向，在革命的征途上走向一个个更新的里程，写下了青年一代的英雄乐章，从“雪岭幼松”成长成巍巍穿天的“樟子松”。
    也许有人认为，仅是写出了钟卫华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革命性，形象还不够“高大”，不能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要英雄形象。这是一种误解。钟卫华的革命自觉性，正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最本质的特点，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就是继续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广大革命青年路线觉悟的集中体现。是的，钟卫华在革命征途上还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道路更长更艰巨，但只要有这点精神，他是会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的，会让革命青春发出更大的光和热的。小说的有说服力的艺术描写使人毫不怀疑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忘记，钟卫华毕竟还是一个成长中的英雄，他阶级斗争的经验不足，生活经历不长，生产知识不丰富，因此有的地方显得有些幼稚和不成熟，这是毫不足怪的，这并不能掩盖钟卫华作为英雄形象的思想性格的光彩，相反，更使这个形象真实可信，更能准确表现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主题。
    也有人认为，知识青年既然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就必须让知识青年出洋相，犯错误，捅漏子，从教训中省悟过来，才能表现出他们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生活中自有不少出洋相、捅漏子的知识青年，如同作品中的张大为、陶阿宝一样，但更能代表知识青年的革命精神的，是邢燕子、朱克家这样的革命战士。他们的成长过程，同样证明了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文艺作品要反映生活的本质，就要根据这样的实际生活，创造出既是知识青年，又是共产主义战土的英雄形象来。
    《征途》在表现钟卫华和贫下中农的关系，即再教育的对象和教育者的关系上，是颇有分寸的。它没有因为要突出钟卫华而贬低贫下中农的形象，老支书李德江和老贫农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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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一家四代人的形象是高大而感人的，可以说钟卫华这棵幼松所以能迅速成材，是贫下中农的血汗、觉悟和感情灌溉的结果。老支书为知识青年在鞋里絮“軏鞡草”，为钟卫华喂汤揉脚，关东海授斧送衣，关婶解衣捂脚，甚至小冬花敲榛子，这些都是全书最动人的章节。《征途》也同样没有因为要突出贫下中农而贬低知识青年，而是以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是不可能有一条鸿沟的。贫下中农教育了钟卫华，而钟卫华的英雄行为也影响着贫下中农：李德江、关东海看到了革命接班人的茁壮成长，“一棵赛一棵，一代强一代”，因而他们心里“更托底啦”；被阶级敌人的花言巧语和老酒灌迷糊了的大队长于春保，更从钟卫华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而猛然省悟。
    《征途》刻划钟卫华这个英雄形象，表现他的革命的自觉性，是通过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来实现的。钟卫华处在矛盾斗争的中心：与苏修派遣特务和老反革命张山的矛盾，与以于春保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与万莉莉、张大为等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从刻划英雄形象的性格来看，除了李德江、关东海跟钟卫华的关系描写得最细致、最感人以外，反修这条线很突出，也很有力。松树大队地处边防前哨，那里的贫下中农跟新老沙皇有着镂心刻骨的旧恨新仇。他们站在自己的土地上，闻得着侵略者枪炮的火药味，看得见虎视眈耽的侵略者的魔影。把英雄人物放在这样的典型环境里，放在斗争的风口浪尖，十分有利于表现英雄人物的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和昂扬的精神面貌。与此有关的章节，如“较量”和“磨炼”，写敢不敢上松树岛砍树、播种，跟苏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及钟卫华夜伏雪地，出其不意地逮住了苏修特务“马熊”的英雄行为，也写得较为成功。而作为主要对立面的张山，却对烘托钟卫华的英雄形象所起的作用不大。其原因既在于张山这个形象有某些不合理、不可信的地方，更主要的是钟卫华没有与他进行多少交锋，以突出英雄人物在阶级斗争中的主动进攻精神。大概是因为作者要安排“放长线，钓大鱼”的情节线索吧，张山的破坏很嚣张，也很露骨，他蒙蔽于春保，挑拨于与李德江的关系，破坏插队知识青年的团结，笼络张大为、陶阿宝，裹胁万莉莉，并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放信号弹，在这样的阶级敌人面前，钟卫华察觉了，也监视了，但张山的一桩桩破坏活动还是局部地得逞了。这样写，有损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另外，于春保在张山的“参谋”下，一次次地推行错误路线，跟李德江有着尖锐的斗争，但钟卫华似乎没有卷入这场斗争，这条情节线索也是跟刻划主要英雄形象相游离的。
    《征途》的另一条贯串的情节线，是写知识青年内部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对比和斗争中突出主要英雄形象的精神境界，表现一代知识青年的成长，深化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主题，这个意图和设想是很好的。但是作品没有很好地表现出来。钟卫华带领的那支知识青年的队伍，虽然都有革命的热情和进步的要求，但各人思想上的差距是很明显的：钟卫华、梅英姿是知识青年的表率；宋涛有书呆子气，方明则在情调上有欠缺，张大为、陶阿宝鲁莽、幼稚、头脑简单；万莉莉则是革命的洪流夹带出来的…总之，他们在世界观上有分歧、有斗争。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英雄人物只有在矛盾斗争中，做大量的转化工作，使处于中间状态的同志加快前进的步伐，使暂时落后的同志迎头赶上，这才是无产阶级英雄的本色；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对比中衬托出英雄人物。作者在刻划钟卫华这个形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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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充分展开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虽然我们常常看到好学深思的钟卫华想到这些问题，有时也有行动，但往往一闪而过，一触即收，或者竟是回避了，使人难以捉摸。例如：楞头楞脑的张大为是做了不少错事的，一进村为骑马差点使青躁马流产，为嘴馋套死了关小虎的“黄狮”狗，为呕气使队长提前点火烧荒，差点出个大漏子，为捉鱼跟军马场的曹向飞大打出手。对于这样的同志，钟卫华除了自己的模范行动外，跟他很少有严肃的思想交锋。而表现严肃的思想交锋，正好发挥长篇小说艺术表现的长处。资产阶级出身的万莉莉，身在边疆，心在上海，对猪操琴，见雪落泪，感情与时代相去甚远，终于把张山这条狼认作“外婆”，差点被吞噬掉。钟卫华对她也很少热情的帮助和认真的斗争。读者都在为她担心，钟卫华怎么可以淡然处之呢？最后万莉莉的转变，也不是通过英雄人物的深入细致的工作，而是由于张山真相大白，才使万莉莉惊出一身冷汗。这样处理钟卫华与张大为、万莉莉等人的关系，是有损于英雄形象的性格刻划和思想深度的。
    我们觉得，根据现在作品所表现的主题、提供的情节和刻划主要英雄形象的需要，也许将知识青年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作为主要情节会更好一些。这样，加强了知识青年中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有利于表现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的主题，增加作品的现实教育意义；把矛盾紧扣在知识青年身上，便于把主要英雄形象推向矛盾冲突的尖端，有利于深入展示英雄人物的思想性格。当然，矛盾的解决始终离不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敌我矛盾，两条路线的斗争，都要围绕着主题和主要情节线索来展开，这样才能使作品的结构浑然一体。这是不是会使写知识青年的题材的作品“千篇一律”呢？从本质上说，生活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前进的，就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吧，虽然有各种矛盾和斗争，但这革命的洪流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而奔腾向前，这是不可抗拒的。文艺作品应该反映生活的本质规律，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于具体的作品来说，写知识青年的题材不只表现一个主题；即使是表现同一主题，又可以通过不同的生活侧面；即使是通过同一生活侧面来表现同一主题，由于时间、环境、条件等等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矛盾和斗争，怎么会千篇一律呢？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只要我们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从实际生活出发，真正深入到工农兵的斗争中去，并时时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的总钥匙，就一定能创作出既反映生活的本质规律，又是各呈异彩的有独创性的文艺作品来的。
    就以《征途》来说，它表现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的主题，选择了知识青年刚踏上革命征途的最初儿个月的生活和斗争，不少篇幅用以表现他们怎样“闯关”一诸如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等等。但是，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深入，知识青年所面临的矛盾和斗争也有新的发展。他们之中更严肃的思想冲突，恐怕已不在如何过生活关、劳动关这类问题上了，而更主要地表现在去农村锻炼一阵子还是落户一辈子这方面。文艺作品如何通过这样的新的矛盾冲突来体现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就是一个新的课题。再如如何准确理解接受再教育的深刻含义，把它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光辉思想辩证地统一起来，使人物的精神面貌更加昂扬，使作品更能鼓舞人心，这也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探索。总之，文艺作品努力反映这一场深刻的革命，塑造成长中的一代青年英雄形象，也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身一样，“很有必要”，“大有作为”。《征途》已经迈开了可喜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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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传
    一一五四前后一
    余秋雨
    第一章
    一九○○年，日、俄、美、英、法、奥、意、德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联军侵入中国，和清朝反动政府合力镇压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他们在中国的大地上进行了一场野蛮的抢劫和血腥的屠杀以后，还要索取四亿五千万两银子作为“战争赔偿”（即“庚子赔款”）。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敲诈并没有吓倒英勇的中国人民。反帝的烈火反而愈烧愈旺。这使这批强盗感到十分头痛。一九○六年，一个在中国活动了几十年的帝国主义分子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利用“庚子赔款”吸引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培养一批忠心为他们侵略事业服务的“人材”，借以“控制中国的发展”，“支配中国的领袖”。
    用枪炮抢来的钱，来换取用枪炮得不到的东西。这个阴险狡猾的文化侵略计划，很快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批准，一九○九年正式实行。
    挑灯看榜
    一九一○年七月，第二期“庚款”留美学生的考试录取名单在北京史家胡同发榜了。榜前人来人往，喧闹了一天。到傍晚天开始黑下来的时候，人声才渐渐沉寂下来。这时，突然有一辆人力车飞快地跑来，停在发榜处。车上跳下来一个二十上下的青年，他左右
    一望，见没人，就摘下人力车上的车灯，紧张地走到榜前，从榜尾倒看上去。当看到“胡适”两个字的时候，才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跨上人力车回去了。
    这个人本来的名字叫胡洪骍，胡适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这次考试才改的。
    原来，胡适出身于安徽绩溪一个官僚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在家乡受了九年封建教育以后，一九○四年到上海。先是读书，后又做了一段时间的教师。这期间，他开始接受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从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著作中发见了一个“真理”：“中国民族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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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民族”。于是，他对当时能接触到的帝国主义“冒险家”们十分钦慕，举止言动，都着意摹仿。后来，竟跟着学校里的一个德国教师，“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逛窑子”，过着糜烂不堪的生活。一九一○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喝醉了酒打架，被抓去关到了巡捕房里。
    挨了一顿训，罚了五元钱，才从巡捕房里放出来。他一面吃药养伤，一面对着镜子看自己脸上的伤痕，心里颇有点懊悔。突然，他想起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据说就此产生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决定要有所作为了。经过一番考虑，以为最理想的一条道路是去留美。他因此关起门来，读了一个多月的《十三经注疏》，作为投考准备。
    然而，苦恼又来了：要是考不取，那不是要给朋友和学生们笑话吗？既要投机，又怕丢面子，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改个名字去报考为妥。做商人的二哥根据资产阶级庸俗社会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信条，要他改名为“胡适”，他满意地接受了。他把这次考试当作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一次赌博，因此从头至尾都是战战兢兢的，连在白天来看榜的勇气都没有。没想到他在国文试卷中津津乐道的“孔子说”、“孟子日”大受阅卷者的赏识，批了一百分。虽然其他科目的成绩都并不好，也总算在七十个名额中挨到了第五十五名，被录取了。
    就这样，一个帝国主义者日夜期待着的“人材”，跨出了第一步。
    来到“黄金世界”
    一九-一○年八月十六日，胡适从上海出发去美国。到了美国绮色佳，进康南耳大学学农科。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已完全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列宁曾经这样深刻地描写过它：“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但是，这样一块国土，在胡适眼中，简直就是一个“黄金世界”。对美国的一切，尤其是那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实在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车多，他就站在街头赞口不绝，看到资本家带了老婆孩子到郊区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会上看到了晚礼服，他也要击节赞赏一番。这样，他踏上这块土地不多久，就兴高采烈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
    对于所学的农科，他并不感兴趣。他所努力的是尽快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美国化”。据他自已回忆：第一次在康南耳大学看足球比赛，球场上显得非常粗暴野蛮，他最初觉得“似乎是很不够大学生的尊严”，但一看他周围的观众都在欢呼狂叫，“我觉得如是的自惭，以致我不久也就热心的陪着众人欢呼了”。不断地“自惭”，不断地“转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其实呢，应该说是他在“九年的家乡教育”中接受的所谓“程朱理学的遗风”，逐渐被资产阶级的买办思想所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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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美国的第三年，胡适在康南耳大学由农科改入文科。他自己说过，“康南耳的哲学院是唯心论的重镇”。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熏陶下，他反动的政治思想更是日趋完善。一九一四年他从康南耳大学毕业后，作了一首“以祝吾祖国之前途”的“睡美人”歌，很露骨地反映了他投靠美帝国主义的买办思想。他依据古代的一个神话，把中国比喻成一个长眠于高塔、后被一个武士唤醒并与之结婚的“睡美人”。这个“睡美人”醒来一看，自己的打扮已与外界大不一样，于是就打发“群侍”外出购买新衣佈，重新化妆起来。最后是皆大欢喜，“睡美人”向武士高呼：“主君寿百岁”。
    显然，被尊之为“主君”的武士，正是指美帝国主义。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也就是“卖”给帝国主义，已成了当时胡适的理想。为此，他不惜以“群待”自比，辛勤奔波呼号了。
    首次“荣任”卖国贼
    胡适写完“睡美人”歌才一个月，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动手，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它妄图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厮杀之际，在政治上、财政上完全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美国的留学生也纷纷召开特别讨论会，分析形势，准备发声讨电函，寻求救国的办法。三月一日，胡适接到了一个召开特别讨论会的通知。但他借口有事，不去参加，留给讨论会这样一封短信：
    “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禅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
    但是，人们并没有听从胡适的“劝告”，继续在采取着爱国行动。这使胡适很气忿，三月十九日晚上，他用英语写了一份《致留学界公函》。信中公然指责爱国行动是“失去了理智，而且近于疯狂”，是“最愚蠢的道路”，“完全是胡来和愚蠢”；而“正确的道路是让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一一读书”。
    胡适的这份“公函”散发后，立即遭到广大留学生的反对，大家骂他是“木石心肠”，是在巧图“中日合併”。
    正当大祥彼岸的留学生中进行着这样一场争执的时候，五月，国内一心想做皇帝的袁世凯为了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经美国同意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袁世凯这里一签字，胡适在那边就立即欢呼起来了：“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正因为这样，他又说，“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他因此还在全国人民异常悲愤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关于“乐观主义”的论文，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激赏，获柯生奖金，拿了五十元美金。
    胡适对待二十一条的态度，是他在留学时期反动政治立场的一大暴露。当时，留学生中已有人公开称他为“卖国贼”了。为了向帝国主义邀功，胡适后来竞还把首次“荣任”“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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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贼”的这个史实，写进了自己的回忆文字中。
    从“实用主义”到“文学改良”
    胡适做“卖国贼”的这一年秋天，他离开绮色佳到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当时，这个学校哲学系的主任是反动哲学家杜威。从此，胡适在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自己思想的归宿。
    实用主义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否认客观真理，认为真理只是“应付环境”的一种“最方便”的“工具”。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流派，在政治上必然导致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反对人民革命的改良主义。胡适看到，要把中国尽快地“嫁”给虎视眈眈的美帝国主义武士，要阻止正在祖国大地上酝酿着的革命风暴，没有比实用主义更“实用”的“工具”了。
    “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胡适多次这样虔诚地说。于是乎，他一头扎进去，悉心钻研，并很快就按照这种哲学行动起来。他决定先在文学上动手。
    要宣传崇洋媚洋的买办思想和买办文化，“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显然是不太“实用”、不太“方便”的。一九一六年二、三月间，胡适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觉悟”：他决心提倡白话文。
    他热心地和其他留学生们讨论起“死文学”和“活文学”来。信札往返频繁，互赠白话打油诗，一时搞得很热闹。留学生中，有些死守着封建文化不放的遗少如梅光迪之流，对胡适的主张很不以为然，胡适就和他们开展了一番油腔滑调的争论，这在以后，便成了他大捞资本的一段“光荣历史”。还有一些人，对胡适只触及形式不触及内容的主张颇有疑虑，也对他提出了责难。例如，当时有一个“友人”写信给胡适说：“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
    然而，这位“友人”要胡适从内容上来“讨论”，也真可说是太不识时务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一样，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对封建时代留下的文字形式作一些改良，这已是他们“反封建”的极致。胡适比梅光迪聪明，他懂得要搞这“一点一滴的改良”；但又远比那位“友人”狡猾，他懂得这些改革只能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允许的范围。
    那胡适“文学改良”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他这样解释道：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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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个“文学改良”！
    到此为止，胡适还只是在留美学生中间“酝酿”这个问题。但是，他的着眼点却在国内。一九一六年十月，他写了一封信给当时正在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下手。接着，他又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份出版的《新青年》二卷五号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他提出的“八事”是：
    “一日，须言之有物。二日，不摹仿古人。三日，须讲求文法。四日，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日，不用典。七日，不讲对仗。八日，不避俗字俗语。”
    这“八事”，他后来又改称“八不主义”，并进一步“归纳”成一句话：“只是要替中国创造
    一种国语的文学。”也就是说，他所谓的“文学改良”，是仅仅能与提倡白话文划上等号的。胡适这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的时候，国内的思想文化界正在起着一个重大的变化。
    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必须进行一次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革命，反对以“孔家店”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旧道德、旧文化。一九一七年初，资产阶级自由派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长。蔡元培要陈独秀把已办了一年多的《新青年》杂志（原名叫《青年杂志》）搬到北大来办，陈独秀同意了。这样，以北大文科和《新青年》为中心，开始发动了一个文化运动。胡适的文章恰好是应顺了这个运动，尽管目的完全不同，但在“提倡白话文”这一点上和他们取得了暂时的一致，因此，也就算附和在里面了。后来，胡适竟说这个运动是他和几个留美学生想出来的。在万里之外可以为国内“想”一个“运动”出来，这真是海外奇谈。
    在回国的海轮上
    一九一七年五月，胡适即将毕业。他当时确也忙得很：一面在“讨论”白话文，一面利用临别的机会，到处演说，大谈“美国能如何协助中国之发达”之类，呼吁帝国主义加紧“协助”(？)中国；一面又忙于写作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五月二十二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主考人是杜威等六人。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口头答辩，杜威等人深感满意，给了胡适一个“博士”头衔。梦寐以求的目的已经达到，胡适准备回国。
    五月二十九日，胡适来到杜威家里告别，师生俩进行了一次依依不舍的长谈。杜威对胡适说：“我对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关心，远远超过其他事情。你回国后，如写了关于远东时局的文章，就寄到我这里来好了，我一定给你找个合适的地方发表。”胡适连连称诺，非常感激。回来后，还把杜威的话恭恭敬敬地记在日记里：“此言至可感念，故记之。”
    六月九日，胡适离开纽约，第二天到了绮色佳。这是他首先投向帝国主义怀抱的地方，有着不少“见待如家人骨肉”的“朋友”。行将离别，触景生情，胡适的感情冲动起来了。他这样写道：
    “吾尝谓朋友所在即是吾乡。吾生朋友之多无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乡而归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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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乐，正难自决耳。”
    美国“即是吾乡”。不得不要回到“父母之邦”去，他是多么不情愿啊！
    但是毕竟还得回去。否则就失去了帝国主义培养他的意义。二十一日，他坐上了“日本皇后”号轮船登程回国。
    万里海途，寂寞得很。胡适就在船上到处逛来逛去。后来遇见一个日本人，日本人告诉他，一个英国书商正在准备出版一部《人人丛书》，其中想加进去两本中国的名著，他问胡适应选什么书。
    胡适立即回答：“第一册当为儒家经籍，宜包：（一）《诗经》，（二）《四书》，（三)《孝经》。”“那么由你来编译吧？”日本人征询他的意见。
    “可以”，胡适马上答应了，“此事乃大好事业，可收教育的功效”。这是胡适离开美国后答应承担的第一个“学术任务”。
    上船以来，天气连日不好。到七月三日晚上，才出了月亮。胡适就跑到甲板上来“赏月”。赏月不可无诗。按照老例，胡适也做了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
    “凭阑自语，吾乡真在何处？”
    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大清楚了。胡适差点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
    第二章
    教授生涯
    胡适一九一七年七月十日到达上海。九月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年底回到家乡安徽绩溪结婚。婚后就带着老婆去北京任教。
    这样从南到北走了一圈，一路上所见所闻很多。把他的感受概括起来是一句话：很不满意。
    他不满意，决不是因为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里正越陷越深，决不是因为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正越来越重，而是别有一番原因。
    他跑到上海的书店里，去看有哪些英文书。结果尽是一些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东西，“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
    他碰见了-一个英语教师，谈起来，那个教师竟然不知道当代儿个欧美作家的名字，
    他在家乡遇到一个中学生，那个中学生不仅不大识得ABCD,就连英文和日文的区
    别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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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使胡适深深地感到：要在中国推行从“杜威先生”那里学来的“欧美新思潮”还是多么艰难！要实行他的把中国“嫁”给美国的政治理想，还是多么遥远！
    因此，他就下了这样一个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一讲得明白一点就是：暂且将政治目的隐蔽一下，先开辟一个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阵地再说。
    于是，胡适就以一个“年轻学者”的姿态出现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由于他曾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一时也吸引了一些青年。
    胡适在北大开的是“中国哲学史”课。这门课，原来已有一个叫陈伯弢的人在教。此人从伏羲讲起，讲了整整一年，才讲到商朝《洪范》，把学生引到三皇五帝的迷魂阵里钻不出来。胡适不满意这种讲法。他比那个陈伯弢更懂得哲学史为当前斗争服务的“实用”价值。所以他一接课，就撇开原来的程序不管，重新编讲义，着重讲春秋战国时代的哲学流派。讲的方法也比陈伯弢通俗、清楚一些，学生们初一听党得很新鲜。
    但是实际上，胡适是讲了一部被歪曲、被颠倒了的中国哲学史。例如，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完全是一个“尊儒反法”的专家。在讲完了孔子及其学说以后，他这样满怀深情地总结道：
    “总观我们现在所有的材料，不能不有一种感慨。孔子那样的精神魄力，富于历史的观念，又富于文学美术的观念，删《诗》《书》，订礼乐，真是一个气象阔大的人物。”相反，一讲到法家，他的声调就变了。他说韩非子的主张是“极端的‘功用主义’”，“后来他的同门弟兄李斯把这学说当真实行起来，遂闹成焚书坑儒的大劫。这便是极端狭义的功利主义的大害了。”
    为了扩大影响，胡适还急急地把这门课的讲稿整理付印。这样，才一年之后，就有一本署名为“胡适博士”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了。
    除了讲课，胡适当时在北大还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自从他来到北大以后，《新青年》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发表。当时，他的文章内容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继续讲讲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他有时引一点历史，有时说一点进化论，算是文学革命的“理论根据”，有时又把自己过去的论点整理整理，换一种提法，但始终没有跨过“提倡白话文”的雷池一步。
    二是也写了一点触及旧道德的文字，如《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等。但这只是对当时思想文化界中“打倒孔家店”、“提倡新道德、批判旧道德”的巨大潮流的一种消极附和，根本谈不上对“孔孟之道”的彻底否定。相反，他写这些文章的重要依据，诚如他自白：“乃是孔丘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三是狂热地宣传“西方文明”。这方面他最肯花力气。回国不久，即写了《归国杂感》说只要把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一此，“我几乎羞死了”；后来又写了《美国的妇人》等文章，肉麻地把美国妇女的各个方面和美国政府的妇女政策等等，都啧啧赞美了一番，他们的缺点是找不到的，再说“我们今日还不配批评人家的短处”；那么怎样才能使中国也达到这种“辉煌的境界”呢？他认为根本问题在人生观。于是他又写了《易卜生主义》等洋洋洒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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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文，竭力推崇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
    四是也开始零零碎碎地做一点考据文字。但据他说，当时写这些东西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考”出什么成果来，而是要宣传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一从杜威那里学来的实用主义。
    由于这几个方面的文章连续交叉着发表，胡适很快就在一些人中赢得了“博学”的名声。在他后面吹捧、奉承，甚至以追随者自命的，一时也不乏其人。对此，胡适自己也是洋洋得意。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已在文化运动中的“声望”，他开展了广泛的应酬、交际活动。他到处演讲，参加各种宴会，也宴请各种“客人”。一到什么公开场合他总要东张西望，到处点头；看见一个不熟识的“名流”，则总是迎上前去自我介绍道：“我是胡适，我是胡适”，待到对方说“久仰，久仰”，他便喜形于色，得意非凡。一写文章则喜欢提及别人，一提及别人则不分亲疏远近，通称之为“我的朋友×××”。他想通过这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手法来取得文化运动的领导地位，以便实现他那个暂时“不谈”的政治理想。但是，胡适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文化运动的真正领导者。时代把文化运动的激流，引向了和胡适的意愿完全相反的方向。
    风暴前夕
    就在胡适回国后不久，在伟大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辛亥革命失败后一直在探求和思索着中国革命出路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结束了长时间的沉默，以新的战斗姿态发出了响亮的呐喊。一九一八年五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用“吃人”
    二字，对儿千年的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及其理论基础一一“孔孟之道”中“仁义道德”的说教，作出了总宣判。鲁迅不久也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从此，他以越来越顽强的战斗，树起了一面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战旗。鲁迅的文章和胡适的文章常常在同一期《新青年》上发表。在鲁迅烈火般的言词面前，胡适那些附庸风雅的“侃侃之谈”就显得十分苍白无力。
    在新的形势下，文学革命战场上的新旧之争也日趋激烈。资产阶级民主派刘半农、钱玄同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一九一八年三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两封“双簧信”：由钱玄同起草了一封署名“王敬轩”的致《新青年》编辑部的信，罗织了旧文人死守“孔家店”、反对新文学的一系列反面观点；再由刘半农写一封“复信”，以嘻笑怒骂的笔调，淋漓尽致地把那些反动论点驳斥得体无完肤，并自豪地宣布：“本志排斥孔丘，自有排斥孔丘的理由”。这种生气勃勃的战斗，是使那些顽固的封建主义卫道者颇为难堪和恼怒的，自然也脱离了胡适所安排好的“文学改良”的平静轨道。
    封建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立即发起了一次猛烈的反扑。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自称“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的梁漱溟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开始系统地宣扬孔孟之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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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封建文人林琴南也忍不住了，他一面写文言小说，攻击新思想的宣传是“伤天害理之言”，一面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用抑扬顿挫的文言文把新文学运动给狠狠地咒骂了一通。从反动派的攻击中可以看出，对于白话文他们当然也相当头痛，但最使他们光火的是所谓“覆孔孟”、“铲伦常”。为了保护整个封建意识形态、反动社会制度和生活秩序，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倒是越来越把着眼点移到思想内容方面来了。如果新文化运动完全按照胡适那一套形式主义的搞法，他们是决不会如此暴跳如雷的。
    那么，胡适对眼前的这一幅新的斗争图景又是抱什么态度呢？他对刘半农、钱玄同写“双簧信”的做法非常不满，公然责斥他们“浅薄”，“没有学者风度”；而对于林琴南等人的反扑，他却一声不吭。据说，他是搞“文学革命的实验”，“尝试”着做白话诗去了。
    做做“院里开着两朵玉兰花，三朵月季花”之类的“新诗”，还是怕得罪了“前辈学者”，还是不足以表示自己和那些“浅薄”者的区别。一九一八年年底，趁他母亲死亡，胡适索性用文言文做了一篇《先母行述》，借他母亲的“事迹”，大肆宣扬封建道德，甚至对于“焚香祷天”、“割股疗病”之类，也推崇备至。不仅如此，他还借机对辛亥革命攻击了一番。这篇东西，他先在乡间广为散发，后又收进了自已的文集。闻着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霉腐气息，人们已经可以预感到：从形式到内容，胡适都要算新文学运动的倒账了。
    来不及了
    一九一八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新瓜分中国。这使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们懂得：要使中国得救，不仅要反对封建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帝国主义。这样，新文化运动就和全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结合起来，五四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反对帝国主义，这对胡适来说，不就等于要刨他的祖坟吗？眼看着北京、上海的报纸上反帝的文章越来越多，甚至连那个自己曾经钦佩万分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有人在点名批判了。这怎么能不使胡适心急如焚呢？于是赶快行动，在一九一九年春季赶写了一篇长文《实验主义》，想用他那个看家法宝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辩护，把正在燃烧的民主爱国运动的烈火压下去。但效果似乎并不大。正在这时，胡适听到了-一个可称是“雪中送炭”的好消息：他的“杜威先生”自己急匆匆地赶到中国来了！
    杜威此时此刻赶到中国来，目的是不言自明的。胡适连忙赶到上海去欢迎。四月三十日，这对师生就在码头上相见了。胡适为了引起人们对实用主义的兴趣，不久前还在用笔墨把杜威装扮成“教师的教师”、“一个大革命家”。现在这尊“活佛”竟出现在眼前，胡适的兴奋自然是可以想象的。
    这对“恩师”、“高徒”连日来畅谈不休。他们得意的盘算着，只要他们两人紧密合作，即使是即将爆发的火山，也能把它堵住
    然而，杜威和胡适来不及了。杜威踏上中国的土地还不到四天，五月四日，北京的青年学生和爱国群众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征求一下杜威和胡适的意见，就响亮地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战斗口号，并提出要坚决废s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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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胡适曾热烈支持过的“二十一条”。
    还没有等在上海的杜威和胡适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个运动已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学生和群众纷纷示威表示声援的消息不断传来。
    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阶段。新文化运动也迈出了新的步伐。
    胡适后来曾说：“五四运动也不是我胡适之搞出来。…我在上海欢迎杜威，五五才惊讶各报没有北京专电。五四的历史事实是一群捣乱的孩子们自发而没有人领导地弄出来的。以上非谦虚，因怕将来有人写错了变成假历史。”这里，除了恶毒的污蔑，就是无耻的自作多情。谁会把你胡适写成五四的领导者？
    第三章
    “问题与主义”
    五四以后，斗争的烈火很快向全国各地蔓延。从六月三日开始，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以主力军的姿态出现在斗争的第一线，显示了强大的政治威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坚实的阶级基础，马列主义的传播也日益广泛。
    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的结合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一点，作为帝国主义的哲学家杜威是很清楚的。对他来说，这要比青年学生的示威游行可怕多了。因此，他立即“应付环境”，就在“六·三”运动的第五天，六月八日，开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演讲的结论是中国千万不能接受马列主义，因为“政治思想是不能抄袭别人的理想，不能偷别人的学说，拿到国情不同的国家来应用”。
    替杜威的演讲作翻译的胡适，比谁都明白这些话的含义。他知道这是他老师对“实用主义”的实际运用，为他发出了新的战斗信号。恰好在这时，胡适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有
    一个小官僚，偶然看到了胡适写的一把扇子，便叫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这个糊涂的小官僚是误会了，但胡适却是害怕了。他自己正要把传播马列主义的人叫作“过激党”来加以反对，怎么这个帽子竟落到了自己头上？
    刻不容缓，胡适很快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什么“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举例子的时候，首先直截了当地点出来的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表明他貌似“一概而论”的“主义”二字，是具体有所指的，也表明他用实用主义否定真理，目标是越加明确了。不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谈什么呢？胡适说，“火烧眉毛紧急问题”多得很：人力车夫生计问题，大总统权限问题，卖淫问题…
    这篇文章在七月份抛了出来，算是对杜威的一个响应和配合，也顺便向那些小官僚们解释一下“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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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论调当然立即遭到了革命者的反击。李大钊等人指出，“问题”和“主义”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只有解决了根本问题，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俄国革命就是例子。因此，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一定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胡适自然不会同意，于是又接二连三地写文章进行反驳，形成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标志着在接受或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关键问题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分化。
    胡适的论调也招引了一批人。某些曾宣传过“主义”，或曾置身于五四运动游行队伍中的青年，被胡适骂得脸红，一时竟大做其忏悔文章，有的甚至准备到国外去“研究问题”。胡适的门生、《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就是典型。看来，面对着新的斗争风暴，一场大分化是势所难免的了。
    争夺《新青年》
    遇到阻力的水流会激起更大的浪花。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原想阻挡马列主义的激流，想不到一争下来，马列主义的传播反而更为广泛了。许多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文章越来越多。尤其是《新青年》，这方面的内容更加集中和鲜明。
    因此，胡适就动《新青年》的脑筋。《新青年》原是集体轮流编辑的，在一九一九年十月
    五日下午召开的一次编辑会议上，胡适突然提出一个意见，反对集体编辑。“为什么？”大家很奇怪。
    胡适一时不便把自己的目的讲出来，只得找了一个借口：“象刘半农这样浅薄的人就不配编。”
    “不集体编由谁来编？”大家问。“我一个人来编！”胡适大言不惭地说。
    钱玄同立即反对，说：“你反对刘半农编，我反对你编。”
    这天鲁迅也参加了会议。他一眼就看出了胡适反对刘半农是借口，肯定还别有深意在。因此，他冷冷地对胡适说：“你一个人编，那我们不投稿。”
    会议的空气非常紧张。在鲁迅等人的斗争下，《新青年》没有让胡适抢去。
    胡适想独霸《新青年》的政治目的，一年以后人们才完全看清。自从那次编辑会议以来，他一直在密切观察着。但是，《新青年》的实际情况在他看来是“每况愈下”。一九二○年年底，他终于写了一封信给陈独秀，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按：《苏俄》)的汉译本”。因此，他提出三个办法：第一、听《新青年》流为有-一种特别色彩的杂志，而另创一种哲学文学的杂志；第.二、发表宣言，声明《新青年》不谈政治，而只注重学术、思想和艺术的改造；第三、停办。
    这就是气急败坏的胡适给《新青年》指出的三条路。他并以此来要挟鲁迅等人。鲁迅的意见很快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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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
    “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这就是说，与其和胡适调和，不如把胡适清除出去。鲁迅的话，胡适是懂得的。因此他就和《新青年》分了家，准备另外经营新店去了。
    惜别杜威
    由于忙于争夺《新青年》，又要做杜威的翻译和向导，整个一九二○年，胡适写的文章很少。现在，既然在《新青年》上是彻底惨败了，胡适就决定从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开始，重
    新“发愤著作”。
    三月间，为了使他的“少年朋友们”不“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他开始写《红楼梦考证》一文，经过一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得出了“贾宝玉即是曹雪芹”、《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结论。但他后来又急急地声明道，“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而是“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研究《红楼梦》，对胡适来说，纯粹是为宣传实用主义、反对马列主义作一个样子。
    紧接着，四、五月间，他又把旧作《易卜生主义》、《不朽》等修改了一遍。这些文章反复说明一个观点：千万不要搞什么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革命运动，应该一点一滴、一尺一步的改造，一个人一个人地改造。显然，这是在贩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可见，胡适写作的内容虽然东拉西扯，但中心思想却很突出：依然反对马列主义的传播，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更反对这两者的结合。
    然而，历史的潮流毕竟是不可抗拒的。这两者不仅越来越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而且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和理论基础。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
    成立了。
    国内外反动派最害怕的事，杜威和胡适千方百计地妄图阻止的事，终于在中国发生
    了。
    七月初，杜威告诉胡适：他要回去。
    杜威在中国住了两年零两个月，恰好是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全过程。他为了扑灭从五四运动燃起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烈火，不辞劳苦地跑遍了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个省，作了无数次的演讲。但结果怎样呢？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对他的最好回答。他不能不走了。
    七月十一日，杜威启程。胡适想留没留住，酸着鼻子做了一篇《杜威先生与中国》作为欢送。他生怕中国人民两年多来还没有认识这个杜威，在文章中一再说明：“杜威先生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他非常不满意人们对杜威的冷淡，因此又气忿地说道：杜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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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不应该比现在更大千百倍吗”？
    胡适一面默默地祝愿着杜威“海上平安”，一面又细细地领会着杜威给自己留下的新指示。原来，杜威在临走前作的一次演讲，要求胡适等人：一，政治上，不要再局限于先搞教育、再谈政治之类的框框，而是要“下手去实行”；二，文化上，中国要成为“东西文化的交点”，即要谋求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的结合。这两点，以后就成了胡适一伙的行动纲领。
    “实在忍不住了”
    那么，什么时候“下手去实行”呢？胡适想等一等看。一九二二年春天，他觉得时机来到了。
    一月，香港海员罢工。以此为起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与此同时，军阀混战也愈演愈烈，四月，代表美、英帝国主义利益的直系军阀和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奉系军阀之间又打起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为了阻遏工农运动的浪潮，也为了在军阀混战中为主子美帝国主义谋利益，胡适于五月初开办反动政治刊物《努力周报》，在政治上公开打起白旗。他终于“干”上了。
    伤脑筋的是，回国时立下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人们还记忆犹新。怎样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太难堪呢？胡适后来作了一段解释。他回顾道，开始要谈政治，其实是早在参加“问题与主义”论争的时候，那是因为目睹国内一些人高谈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但那次只是做了谈政治的“导言”，没有做到“本文”上去。从那个时候起，两年零八个月过去了。胡适说，谈“马克思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赢余价值”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中国的奥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胡适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心情。从“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到“实在忍不住了”一一胡适的自白，多么清楚地表明了日渐高涨的革命浪潮把他们一小撮反动派逼到了何等狼狈的境地！过去的“誓言”自然没有当前的阶级利益“实用”，胡适哪能不赤膊上阵？
    很快，在《努力周报》的第二期上，胡适抛出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还纠集了一批人在后面签名。
    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乃是：帝国主义不必反对，封建军阀不必打倒，只要有几个“好人”出来组织一个“公开的”、“宪政的”、“有计划的政治”的政府，中国就可得救。那么，“好人”又是谁呢？当然是胡适一伙自己。文章发表以后，胡适一方面急于向美帝国主义请示，向被他称之为“天才用兵家”的军阀吴佩孚征求意见，同时又经常参加一个由许多新旧政客参加的所谓“茶话会”，讨论“好人政府”的人选。胡适在会上最活跃，一次又一次地推荐或劝驾别人做这官做那官。别人当然也礼尚往来，推荐胡适去做教育部次长。这个职务胡适不满意，一连三次都拒绝了。但他却要求“国务院秘书”的职务“暂缓发表”。九月十四日，胡适索性壮着胆子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们做了今日国务总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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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上台的渴望已溢于言表。几天之后，美帝国主义者表示同意胡适的这篇文章。但可惜的是，“新内阁”的名单突然发表，代理总理的是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名的北大教员王宠惠。另外两个签名者汤尔和、罗文千也入了阁。胡适对这种“骤然”的做法很是不满：自己想做国务总理的文章发表才一星期，他们怎么连一点面子也不照顾呢？但一时也没有办法。在“内阁”名单发表后两天的一个“茶话会”上，胡适就强迫王宠惠的“好人内阁”实行他的计划。
    可笑的是，这个“好人政府”什么好事也做不了。任职期间，它只能替军阀们筹饷，为军阀们任免官吏。但军阀仍然感到不顺手，想抛掉它，再加上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王宠惠的“内阁”在十一月份便解散了。就这样，胡适的“好人政府”主张只实行了三个多月，为中国现代史留下了一个笑料。
    胡适为了讨好军阀，还根据美国政府要中国实行联邦制的意图，提出过“联省自治”的主张，要求在直系军阀，亦即美、英帝国主义做“盟主”的基础上，求得全国大小军阀的联合。这个“政治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严厉批斥下，很快也就烟消云散。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几百年”。胡适当时很欣赏这两句诗，因为它很能表达自己的“抱负”。但是，自从赤膊上阵几个月来，竟一点“风骚”也没有“领”到。为什么呢？胡适很必然地把原因归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因此，当他看到《向导》周刊上刊登的一篇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就立即抽笔反驳，做了一篇《国际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在支持各派军阀打内战。触及帝国主义，是胡适最忌讳的。因此他马上说，这“很象乡下人谈海外奇闻”。他觉得，帝国主义希望中国和平和统一的迫切心情，远远超过中国人民自己。接着他就举了例：“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说了这一段惊人的话之后，他便“很恳挚的奉劝”道：“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
    这篇文章，也可以看成是一篇“宣言”一一篇公开宣布与中国共产党为敌、与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为敌的宣言。
    总而言之，在一九二二年这一整年，胡适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提倡白话文”的“学者”、“教授”，而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了替帝国主义服务、替北洋军阀打“强心针”，他几乎不加任何遮盖了，什么样露骨的论调都能发表，什么样反动的口号都能提出，什么样腐朽的力量都能勾结！
    “为皇上所化”
    胡适在一九二二年这一系列乱纷纷的反动政治活动中，可以算得上“高峰”的是，他还悄悄地溜到紫禁宫里去了-一次，拜见了已被推翻十余年的“宣统皇帝”溥仪。
    事情是这样的：
    深居在紫禁宫里的“废帝”溥仪曾在自己的老师兼顾问、帝国主义分子庄士敦那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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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听到过胡适的名字，一天，他觉得无聊，就顺手打了一个电话给胡适。接电话的刚好是胡适自己。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溥仪在电话里说。“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哈哈，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呵！”“宣统？…是皇上？”胡适简直吃惊了。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这个象征着反动的封建王朝而又早被全国人民抛弃了、遗忘了的溥仪，只是给胡适开了一个玩笑。但在胡适听来，这儿句话还有着“圣旨”的力量。他连忙去找庄士敦，证实了电话，打听了进宫的规矩，问明了要不要磕头等事项，就整装前往。
    溥仪早就忘了自己的“邀请”，没有关照守卫的护军。胡适在宫门口蘑菇了半天也没有让进，后来护军看他实在是赖着不走，再去“奏请”，才放他进去。
    胡适与溥仪会见了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谈不了几句，胡适就大大恭维起来：“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
    溥仪当然并不理解胡适所指的“前途”是什么，胡胡涂涂地把他打发走了。
    此后，胡适还想多多得到一些“召见之幸”，溥仪也不推辞，他们交往就更多了。胡适拿了自己的《胡适文存》呈送“皇上”，溥仪也对胡适讲了“非外人所能知也”的话。有一次约好会面，但临时胡适安排不过来，就诚惶诚恐地递交了这样一张“请恕罪”的名片：
    恕不今
    罪能日
    胡
    朝
    Shih
    适
    请
    钟鼓寺十四：电话东二四二九
    胡适和溥仪究竟谈了一些什么？这大家都不知道，胡适也始终“保密”着。不少人来探问，他一·直守口如瓶。
    “那么，你们是怎样称呼的呢？”探问不到究竞的人们常常只能向胡适提出这类无关宏旨的问题。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胡适总是这样得意地回答。
    后来倒还是从紫禁宫里透露出一点消息。封建遗老金梁在给溥仪的一个奏折上这样写道：
    “皇上以德服人，昔胡适既见后，为皇上所化。”
    这就是曾混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的归宿。十年前被帝国主义“所化”，十年后又被封建帝王“所化”一真是走了一条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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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ー九七四年
    第
    期
    总第五期
    ×E>I YU PIPA
    上海学习与批判柒志编辑部编
    上海人不k低决出版
    上海复几大学)
    (上海如兴路6号)
    车多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别厂印刷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定价：0.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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