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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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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张春桥
《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1975.4.1)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当前,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求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少数人搞清楚不行,
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搞好这次学习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见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早在1920年,列宁根据领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特别是列宁自己加了着重号的那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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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
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仍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
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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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
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
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
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
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毛主席一九六九年
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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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接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
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
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还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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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道,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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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悄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问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
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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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
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淮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测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在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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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无产防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几亿农民中,贫下中农占多数,他们从实践中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的光明大道。我们党依靠他们团结中农,
一步一步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我们也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丁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亿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在迈动着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了二十五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又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经验,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必将继续鼓舞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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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和
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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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张春桥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根不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著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大家过著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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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同军队一样地过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计件工资制”,他们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著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话,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象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
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著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钞票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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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正确指出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的法权”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著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著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请看,巴黎公社一一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有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钱能通神”的经济学家帮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倒是愤慨的指责:“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游击作风”、“农村习气”、是“已经过时”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们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天子”,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一一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笑林广记”,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最高”。上海的买办们,
也是以“高等华人”为荣的。阿Q只因为说了一句他“和赵太爷是本家”,挨了
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礼”?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些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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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有人说供给制度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著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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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毛泽东关于转载《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给吴冷西的信〔1)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
冷西同志:
信〔2)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3)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张春桥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最早发表在一九五
八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上海《解放》第六期上,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转载时,采用了毛泽东写的编者按。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指吴冷西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语中是否说得活一些。
(3)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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