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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事记 天翻地覆慷而慨(1963-1967年史).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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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事记 天翻地覆慷而慨(1963-1967年史).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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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天十初地廣报而情
大事记
(1963.12-1967.10.1)
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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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翻地覆慨而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963.9--1967.10)
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写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一一十月
·北京
河南二七公社洛阳拖技校八一六兵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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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
行到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
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
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
难心主义。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
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而反革命的拼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
权。
要斗私,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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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最新指示,像春雷一样响彻了祖国的四面八方。上海工人阶级一马当先,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跟上,汇成了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历史潮流:其势如百川归海,一泻千里,不可阻挡。
“当前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不出风头的人。
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懂得客观发展规律并走历史必由之路的人。
所谓规律,就是必然性,认识必然,才能获得自由,才能深刻地领会毛主席指导文化革命的理论、路践、方针、政策,才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坚定地而不是动摇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边,才能有力地推动运动的发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事实材料是历史认识的立脚点。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马克思),这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事记,就是我们所进行的第一步搜集和整理事实材料的工作。
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发端,应当追溯到一九
六三年的京剧革命,到现在,已经四年。毛主席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以政权为依据来划分,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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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以前。主要表现为京剧革命。
第二,舆论准备。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五
六通知”发表,主要老现为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在广大群众中,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开始,进行了广泛的思想舆论准备。
第三,伟大的转折。从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和六月一日毛主席采取伟大的战略措施,到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主要是广泛的群众运动勃兴和刘邓抛出镇压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才基本解决了文化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第四,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年底,主要是通过群众性的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联,把全国最广大的革命群众最大限度地发动起来了,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全面夺权准备了队伍。
第五,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四月《人民日报》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以前,集中体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国党政财文大权。第六,巩固夺权。从一九六七年四月起,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展开了对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从而初步巩固了政权。
纵观上述几个阶段,总的过程是,上边点火,从下往上烧。先制造舆论,解决司令部的组织上的指挥权,造成群众夺权的有利条件,群众夺权,又造成司命部彻底夺权的基础,革命的大批判则实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夺权,以保护、巩固和发展组织上的夺权。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据的单位,实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逐步建立起各级革命委员会。在大事记里我们为求反映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搏斗,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阴谋诡计,表现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并力求明确地表现出运动本身的阶段性。运动本身是无限雄伟壮阔的,处处是空前的场面,再现这种伟大的场面,这是未来的雄壮的中国文化大革2
==========第5页==========
命史诗的任务。一份大事记,即使是较为详细的,也终难为力。但我们也力求使人们感觉到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气氛。在一个阶段上,甚至同一个时间内,都有相类似的很多事件发生,我们则择其中对整个北京和全国的进程较为有影响的予以记迹,其它从略。
客观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即使像这种最简单的记述,也需要最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以取得比较真实的记述。至于历史进程中比较隐藏的成分,我们则先按裸露的面目记述下来,有待于历史自己揭幕和给予矫正。我们小组的毛泽东思想水平还很低,资料不全,虽然每个同志都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但实践范围极其有限,特别对工厂、农村文化革命了解不够,又加小组才成立不久,时间仓促,讨论、研究不够充分,遗漏谬误之处,
一定很多,敬希读者指出,以备今后修正和补充,使之日臻准确和完善。
3
==========第6页==========
第一部分伟大的开端
(1963年9月—1965年9月)
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解放以来,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这个根本问题严重地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存在着两个根本对抗的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长期以来,两个司令部围绕着这个根本问题进行着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激烈的斗争。
一九五九年以后,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利用三年暂时困难,勾结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利用篡夺的一部分国家机器、
一部分党权、一部分政权、一部分军权和窃取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里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企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研究和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特别是吸取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光辉理论,为全党和全体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针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颠覆阴谋,针对着突出地表现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严重阶级斗争,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伟大的革命措施。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强调指出要抓意识形态在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些指示和全会通过的决议反击了刘少奇司令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推向了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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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五月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先后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根据这两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全国广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迎头痛击了刘少奇司令部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刹住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阴风,巩固了城乡的社会主义阵地。
一九六二年起,毛主席多次尖锐地批判文化界的修正主义路线,先后作出许多重要指示。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哲学、经济、史学、文学、新闻、戏剧各界里开展了对资产阶级的大批判。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向资产阶级大反攻开始了。
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冲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阻挠和压制,亲自领导了京剧革命,攻克了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此,文化革命的洪流,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上,冲开了缺口,奔腾起来了。
“革命通常是由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现在的文化革命就是由京剧打开缺口的。”以京剧革命为主要标志的文艺革命是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大革命的伟大开端。
一九六二年八月
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粉碎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刹住了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刮起的单干风、翻案风、投降风、自由风。
在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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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社会主义的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一九六二年九月
毛主席亲自主持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原文如此,应为八届十中全会,编者注〉。会上毛主席再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向全国人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着重指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他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的这些号召是迎头痛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的动员令。从此,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展了大批判。
一九六三年五月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发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号召。毛主席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如果忘记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话,“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
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
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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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它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纲领。
九月
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指出:“戏剧要推陈出新,不能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的丫头保镖之类。”江青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亲自着手抓京剧改革。
十月
周扬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召集两次戏曲工作会议,大讲京剧表现帝王将相很带劲儿,叫嚷“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并根据所谓“分工论”,说什么“特别是京剧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公然与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
十一月
毛主席指示文化部:“《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该注意这个方向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改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江青同志冲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重重压制和阻挠,深入北京京剧一团等蹲点,亲自指导排演革命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和我国第一个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一一九六四年十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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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为了推行他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指派他的臭老婆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所谓“蹲点”。这期间,王光美前台表演,刘少奇幕后指挥,通过面授机宜,书信往来,电话遥控,煞费苦心炮制了一个假四清、真复辟的所谓“桃园经验”。刘少奇盗用中央名义,把这个黑经验批转全国,并亲自带着臭妖婆王光美到各省市兜售。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篡党、篡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
十二月
①毛主席在一份反映柯庆施同志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批示,尖锐地指出:“各种艺术形式一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就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个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春
江青同志的京剧革命遭到了刘邓黑司令部的破坏和围攻。刘少奇亲自出马反对京剧革命,叫嚷:“老戏就很有教育意义。”“《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唱了这么多年,不是唱出了个新中国?”“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有两种戏要保留:一种是古为今用的,一种是总结历史经验的。”邓小平说:“表现帝王将相智慧的也可以演。”彭真大叫:“要两条腿走路。”周扬气急败坏地叫喊,“历史传统戏不可偏废。”明目张胆地抵制毛主席的指示。
面对反动派的猖獗围攻,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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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她严辞回击。“资本主义对我们的东西就更粗暴,我们那么
一点点小苗苗他们就是不许。”“十四年的功夫,还搞古时的感情,这是个立场问题!”彭真污蔑现代戏是“穿档裤”,“吃手指头”,是“洋教条”,是“利用无产阶级强加于人,结果不中不西,非驴非马!”江青同志当即怒斥道:“就是要允许演一段非驴非马的东西。”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观看了革命京剧《芦荡火种》的演出,并做了重要的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改名为《沙家浜》。”毛主席的指示对刘邓一伙当头一棒,革命派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但是反动派并不死心,又以加倍的疯狂反扑了。彭真把黑手伸进北京京剧一团,一面企图分化江青同志领导的革命队伍,一面死死控制实验京剧团,亲自整理帝王将相剧目,大搞黑实验,用“政治任务”、“经济任务”强迫剧团上演。
江青同志识破了这个阴谋,顶住了这股逆流,义正辞严地回击他们,并教育革命派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搞戏,我是在这里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战斗。”“我们吃的是农民种的粮食,穿的是工人织的衣服,有解放军战士守卫国防,作为一个演员应该永远满怀激情来歌颂他们!这是演员的职责!”她教导演员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使他们明确方向,增添了勇气。
江青同志领导的京剧革命迎着风浪前进!
五月
林彪同志听取了总政治部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情况的汇报后,对部队文艺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进行灭资兴无的斗争。它是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形象地通俗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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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又一次作了极其重要且非常尖锐的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同时,毛主席又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所谓《整风报告》上批道:“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
六月五日一一七月三十一日
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江青同志几年来率领文化革命的先锋战士英勇斗争,辛勤劳动,终于开出了光彩夺目的红花。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胜利举行。
演出期间,伟大领袖毛主席看了《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优秀剧目,并接见了全体演员。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亮了京剧革命的道路。
在京剧革命的第一阵惊天动地的锣鼓声中,江青同志发表了京剧革命的宣言一一《谈京剧革命》。这个讲话用毛泽东思想阐述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意义,发挥了毛主席京刷革命的指导方针。这次观摩演出的成功,攻破了京剧这个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艺术中反动势力统治得最顽固的堡垒,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开拓了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一个崭新的纪元。
七月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又一次教导我们说:“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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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看的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七月一一九月
毛主席指示把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准备)发到全党县一级,其中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邓拓的《燕山夜话》等材料。在毛主席的发动和指导下,思想文化战线展开了一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
哲学界:大叛徒杨献珍拾起刘少奇一九三九年抛出的“合二而
一”论到处宣扬,妄图为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制造理论根据,猖狂对抗毛主席伟大的“一分为二”论。这个反动理论一露头,就被革命群众驳得体无完肤。
经济学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等人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谬论,主张利润挂帅、钞票挂帅,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妄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革命派奋起批判。
历史界:围绕着反动“权威”罗尔纲等人提出的李秀成问题,对刘少奇的叛徒哲学、活命哲学以及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展开了大批判。资产阶级保皇党吴晗、翦伯赞、罗尔纲之流被杀得落花流水。
文艺界:长期以来,三十年代文艺的老头子、修正主义文艺鼻祖周扬、林默涵等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提出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来同毛主席文艺路线相对抗,秦兆阳的“现实主义道路广阔论”、“与写真实”,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在江青同志的领导下,姚文元等同志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接连开展了猛烈的批判。广大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这场大批判中大显身手,他们拿起笔作刀枪,把《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一批毒草电影批得臭不可闻。
其他各界也是战火纷飞,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九月刘少奇抛出了所谓《后十条》,把社会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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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歪曲为“四满和四不清的矛盾”转移斗争目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他提出了一条系统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七月一一十一月
毛主席的“六二七”指示京剧现代观摩演出的胜利举行,群众性批判运动的兴起,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冲击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引起了刘、邓黑司令部及其党羽的惊慌。于是,在周扬、刘、邓一一彭、陆之流的指示下,导演了一场抗拒毛主席最高指示,弃车保卒,打击左派,包庇右派的假“整风”丑剧。他抛出夏衍、齐燕铭、邵荃麟之辈,进行所谓“批判”,企图蒙混过关,掩饰刘、邓罪行。
一九六五年一月
①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他粉碎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路线,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的文件。毛主席在二十三条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②大批判的浪潮越来越大,猛力地冲击着刘邓的前沿阵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周扬跳出来,极力要将大批判拉向右转,邓小平忍不住满腔怒火,破口大骂革命左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搞得有人不敢写文章了。”诋毁大批判运动。
二月一一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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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炮制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文件说:1964年以来学术文艺上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革命搞“过火了”,“妨碍了创作的繁荣”,“要赶紧刹车”。会上,邓小平又大骂:“有人就是想靠批判人家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自己上台。”
彭真公然包庇右派,扼杀批判运动,大喊文艺界要除“三害”:形而上学,自以为是和个人主义。
会议纪要下达后,报刊上的批判把矛头指向革命左派,大部分被压制下来了。接着党内刮起一股对64年批判运动的翻案风,攻击群众批判是“爆破组”,“人海战术”,“以空论对空论”等等,妄图反攻倒算。
但是,文化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几个小丑,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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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进军的号角
(1965年9月—1966年5月16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疏忽和背叛,而是整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由来和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单纯的“罢官革命”并不能彻底铲除修正主义的根源。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形成最伟大的历史潮流,才能在最大的广度和最大的深度上把资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几千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彻底根除。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准确地深刻地洞察了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全部颠覆阴谋,决心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亿万群众起来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回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党权、政权和军权,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主席作出了一系列伟大的战略部署。
从1965年9月开始批判吴晗,批判三家村,到1966年5月16日中央通知的发表,毛主席说这叫做舆论准备。在这个时期里,毛主席首先调兵遣将,及时地准确地砍断了刘邓一一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伸向军队、电台和公安系统等要害部门的黑手,防止了反革命政变,保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同时发动和领导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集结着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和一
九六二年前后修正主义的思潮,牵系着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哨“三家村”的阵线。毛主席发动批判《海瑞罢官》触动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中枢神经。
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围绕着《海瑞罢官》问题激烈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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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什么样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来指导这场大革命?
彭真在刘邓的指使下,提出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反对批判吴晗,千方百计地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这样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到资产阶级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的圈套里去,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守反革命修正主义阵线。《二月提纲》就是他们的反革命纲领。
毛主席领导革命左派,排除万难,经过几次的反复斗争,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入手,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捣毁了这个反革命集团。打乱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阵线。《五一六通知》就是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胜利结晶,它提出了无产阶级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十七年来无产阶级专政经验的科学总结。
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一系列著作和指示,特别是他老人家亲自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进行革命、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一九六五年九月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的伟大号召。当面指示彭真要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吴晗。
毛主席质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
彭真故意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事后封锁毛主席这个极为重要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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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在旧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恶毒地叫嚷:“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举起“错误人人有份”的棒子来打击左派,包庇右派,说什么“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他大肆兜售反动的“先立后破”论,胡说:“没有立,不能彻底破”。
十月
早在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就指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九六五年初,在“二十三条”中,毛主席又指出:“这次运
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时候主席又意味深长地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最危险。”
刘少奇却叫嚷:“真正出修正主义,就只好让修正主义搞几年看看。”
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高举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伟大红旗,提出了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他强调指出:“全军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大野心家罗瑞卿拼命反对“五项原则”,叫:“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的体制,是瞎说一通。”私自把“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技术”歪曲为五项原则中最重要一条,而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到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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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坚决支持下,江青同志冒着风险亲自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写的。文章写好后,毛主席又亲自看了三遍,然后由江青同志拿到上海公开发表。
姚的文章的发表,震动了中国思想界,揭开了向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攻的序幕,发出了一颗划破长空的红色信号弹。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阎王”陆定一一伙死死控制北京各报刊,不许转载姚的文章。彭真在他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吴冷西、邓拓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会,大骂江青等同志在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会上,他包庇吴晗说“吴晗过去是民主教授,解放后一直靠拢党,反右派时,反章罗联盟比较积极。”阎王周扬等马上附和说:“姚文元的文章后一部分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
中南地区,在“南霸天”陶铸的控制下,也迟迟不转载姚的文章。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骨干郑天翔(书记处书记)、邓拓(书记处书记)、李琪(宣传部长)、范瑾(副市长)等频繁接触,密谋如何对付姚的文章。旧《北京日报》社长范瑾曾两次向《文汇报》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邓拓马上给吴晗通风报信,让他准备反扑。吴晗气焰嚣张地说什么:“不服姚文元的文章,已经看了很多材料,准备写文同姚文元辩论。”邓拓高兴地说:“好啊!可以嘛!”
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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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宣扬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因北京等地报刊不转载姚的文章,毛主席英明指出:出小册子。
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次。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表态,直到二十九日,才被迫同意。最后,北京仍然不给发行。
十一月二十六日
彭真包庇吴晗恶毒攻击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他说:吴晗的性质,不属于敌我。对姚文元文章的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吴晗写了《海瑞罢官》,别的人还有《海瑞上疏》、《海瑞背纤》、《大红袍》、《小红袍》。”以后,彭真又攻击张春桥同志说:“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
实际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经批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是周扬亲自到上海叫周信芳搞的。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总理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彭真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大叛徒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要看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狂妄地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会上,彭真一面不得不让北京各报转载姚的文章,一面又提出所谓“放”的方针,并且叫姚溱通知《光明日报》不得同一天转载姚的文章,“以免震动太大”,彭真还布置给旧北京市委一伙说:“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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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要转载姚文元文章,要赶写一个按语,特别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功夫,凡提吴晗的名字都加上‘同志’。”
十一月二十九日
《解放军报》转载姚的文章。编者按语一针见血地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也转载姚文。编者按语别有用心地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煽动牛鬼蛇神攻击姚文元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按语是由彭真口授并亲自发稿的。
十一月三十日
①《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的文章。编者按语是吴冷西按照彭真意见起草的。按语只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强调所谓要“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煽动牛鬼蛇神起来反扑。
②邓拓向北京高等院校作紧急布置,“各校要以《北京日报》按语为方针”,搞“学术讨论”,鼓吹“要掌握具体材料,要有具体的东西。”要人们去查史料,钻故纸堆。
陆平黑帮立即胁迫北京大学法律系革命师生查《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等“资料”。“研究”海瑞“平冤狱”问题,把批判引上了“纯学术”讨论的圈套。
十二月一日
彭真召集周扬、许立群、胡绳、姚溱、吴冷西等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黑会,大肆攻击《解放军报》按语,说《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说的太早了”。并吹嘘《人民日报》的按语“比较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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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彭真大肆鼓吹所谓“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属性,大讲什么:“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的、赞成姚文元的各种意见都讲才好讨论”。他竭力把对吴晗的斗争从政治斗争拉回到“纯学术批判”,说什么:“这次讨论不但是一个戏的问题,牵涉到历史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清官与贪官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京剧改革问题、美学问题等,要真正地当成一个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会上,彭真授意周扬等化名“方求”写文章。在同一天的旧市委会上,彭真又亲自布置邓拓写一篇关于道德继承论的文章。
十二月四日
在彭真指使下,旧北京市委宣传部办的《文艺战报》连出几期增刊,刊登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攻击姚文元同志的大毒草。甚至搜集来了北京京剧团反党分子提供的“材料”,胡说吴晗是被剧团拉上马不得已才写出这个剧本。李琪露骨地说:这几期增刊就是编给康生、江青同志看的。
十二月七日
阎王殿的黑刊物《宣教动态》配合彭真等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登出“上海知识界人士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反映”,攻击姚文“后两段火气太大”,“批判提得太高”是“政治上的罗网,陷人于罪”等等,以后,这个刊物一次又一次地诬蔑姚文是“大棒子”、“文字狱”等等。
十二月八日
①《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判翦伯赞、吴晗等的反动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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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吴晗写出了反扑的文章,但不敢马上拿出来,彭真闻讯后,叫邓拓、范瑾当面给吴晗写信说:“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当充分发表,不必顾虑重重。”“《人民日报》的按语是中央审阅过的(按:即刘邓黑司令部),《北京日报》按语是市委审阅过的。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两个按语去做。”还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弄清楚。”又是鼓励又是定调。
十二月九日
刘少奇指挥彭真、蒋南翔、陆平等大搞“一二·九”纪念活动,吹捧自己,反对毛主席。
十二月十二日
旧《北京日报》、《前线》抛出大叛徒邓拓的大毒草,学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株大毒草是彭真亲自领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传阅定稿。“阎王”许立群、姚溱也参加了“审阅”。
在修改此文时,彭真大放厥词,叫要把“题目扩大,战线拉长”,说:“题目多,参加讨论的人就多,像看‘大世界’一样,混战一场。现在就是一个字‘放’。”他指使范瑾,《北京日报》要登全国各地报刊各种学术讨论摘要。企图把水搅浑,混战一场,转移目标。
十二月十四日
彭真在国际饭店开旧市委工作会议,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你有什么都可以讲”。给吴晗撑腰要他坚持反动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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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
党中央在上海开会,揭发批判了大军阀罗瑞卿的三反罪行,斩断了刘邓一一彭真资产阶级司令部伸向军队的一只黑手。
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少奇把罗瑞卿、陆定一塞进中央书记处。之后公然宣称罗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到军队加强活动。罗瑞卿伙同彭真、贺龙等人积极呼应,背着军委和毛主席,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军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和各省市民兵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提倡突出军事,通知全军学习黑“修养”,提倡突出刘少奇。
在刘邓的纵容和指使下,罗瑞卿之流在军内秘密组织篡军班子,恶毒攻击、污蔑林彪同志,公然叫嚣要林彪同志“交权”、“让位”,由他来当国防部长,独揽军权。
罗瑞卿之流的政变阴谋逃不过毛主席敏锐的目光。他们的阴谋破产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杭州,同陈伯达等同志谈话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在杭州谈话中,毛主席又一次尖锐地指出:“《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我看是卖国主义,彻底的卖国主义。”
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大大鼓舞了左派的斗志。
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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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同康生、〈此处留有顿号和空格,应为杨成武,编者注)等同志以及彭真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再次强调指出: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立刻跳起来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竭力掩盖吴晗的要害问题。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事后,这个野心家狗胆包天,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
十二月二十七日
旧《北京日报》抛出吴晗假检查、真反扑的大毒草《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发表时,不加按语,支持吴晗的反扑。这是彭真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见报前,范瑾奉彭真之命,先送给姚溱“审阅”。
这株大毒草一出笼,就被广大革命群众揪住了,彭真极为恼火,大叫“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范瑾也跳出来为吴晗辩护,说:“不要任何一个自我批评一出来,就都认为是假检讨,真进攻,这样人家就没法活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周扬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大毒草,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此文是假批判、真包庇的典型,完全掩盖了《海瑞罢官》反动的政治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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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编者按语是彭真授意,吴冷西写的,根本没有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反动实质。按语草稿上有这样一句:“吴晗的自我批评有进步,值得欢迎。”因太露骨,定稿时才“忍痛”删去。
吴晗的假检查一出笼,阎王殿马上在《宣教动态》上借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口为之助威,说:“吴晗的认错不是假的”,“吴晗说写《海瑞罢官》是糊里糊涂写出来的,这可以说得通。”等等。
②彭真在旧市委开黑会,指示范瑾利用记者收集情报。并叫郑天翔派人常驻沪、穗、汉、渝、沈等地搞反革命情报,说“太闭塞,怎么能作战呢?”一语道破了他的反革命阴谋。
十二月三十一日
彭真叫范瑾“找一批与吴晗观点相同的文章,放手‘放’”。于是,旧《北京日报》马上抛出一批为吴晗辩护的毒草。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开会,让三反分子胡绳传达毛主席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有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会上,彭真大谈所谓“放”,别有用心的说:“扯得越宽越好。”并又一次指责《解放军报》按语“妨碍了放”。胡说什么“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大阎王陆定一召开阎王殿会议,极力反对毛主席批判《海瑞罢官》的指示,同彭真一唱一和。说什么“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接着提出一串“学术研究”题目,说“解决这些问题要一
二百年。”并再一次攻击上海发表姚的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
在这次会上,康生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同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康生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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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在彭德怀罢官以后,即着手写《海瑞罢官》。
一月八日
旧《北京日报》登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琪的大毒草《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署名李东石。把吴晗的三反罪行说成是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问题。这株毒草是在彭真的指示下起草,并经彭真,旧市委书记处和周扬、许立群等“讨论”“审阅”、修改定稿的。
一月九日
彭真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竞砍去了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问题部分。
一月十一日
旧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硕对陆平搞的反革命经验大加攒赏,说“北大法律系研究海瑞七十一个条例,就是个好办法。”鼓吹要“扎扎实实地研究资料”“不能空对空”。陆平受宠若惊,回校更起劲地压迫北大革命师生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效劳,甚至动用修正主义党纪法规,命令“党团员应当无条件完成这个任务”。
一月十七日
彭真为了进一步控制局面,让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哲学研究》六个编辑部人员开会,并叫许在会上宣布: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刊由他们来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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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许立群又强调一通所谓“放”,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妄图转移对吴晗问题的批判。
一月十八日
×××<戚本禹,编者注>今天打电话问许立群,批判吴晗政治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现在都不能发表。”
一月二十日
彭真在驻外使节会议上猖狂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胡说:“毛泽东思想不完整”,“并不是每句都正确”等等。
一月二十三日
刘少奇、邓小平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炮制的《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顽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月三十一日
许立群按彭真的指示,先后搞了七个包庇右派、攻击左派的黑材料,送交彭真,附上一封亲笔,提出了他对“学术批刊”的“意见”。为炮制反革命“二月提纲”做准备。
一九六五年七月至一九六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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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直接主持下,召开了北大社教运动史上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彭真跑去作了报告,挥舞“左派要整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大棒,并胆大包天,造谣说什么:“毛主席说,陆是个好同志。”利用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至高无上的威信来打击左派,包庇陆平黑帮。这会,由邓拓、许立群出面挂帅,彭真亲自导演,刘少奇、邓小平背后撑腰,残酷斗争北京大学一百多名革命左派达七个月之久,对北大运动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北京大学以哲学系为核心的革命左派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革命气质,顶风斗浪坚强不屈。一月份,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旧市委反党集团开始暴露了。邓拓说:“形势发展很快,再拖就要犯政治错误了。”迫不得以只好草草收场。
二月二日至二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受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请来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一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期把持文化领导权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道路当权派和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
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从根本上粉碎了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基础,会后,写出了《座谈纪要》。
二月三日
与江青同志的座谈会完全对立,彭真在北京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会上有两种根本对立意见的斗争。
彭真代表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发下了许立群的七个黑材料,大肆攻击左派,彭真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同时竭力包庇右派,说:“已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他美化反共老手邓拓说:“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大谈所谓“放”,说:“为了‘放’,不要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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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并叫许立群宣布什么“老教授和学者很紧张”“许多人不敢讲话了”等等。陆定一与彭真紧紧配合,又大反斯大林一通,胡说什么“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
康生等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彭真一直作着坚决的斗争。康老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左派,要集中火力针对吴晗,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康生同志严厉斥责许立群之流,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整左派的黑材料。
会后彭真利用权势,成立了所谓学术批判办公室,封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叫许立群和姚溱给他起草“汇报提纲”,并说要简明,要快。
晚上彭真又给许立群打电话,问提纲明天能否搞出来。许说:“行!”并问彭:“会上意见不集中,怎么写法好?”彭真说:“可以照我最后讲的话写嘛!旁人的话也吸收些就行了。”电话中决定以“五人小组”的名义写,说这样做比以彭真个人名义发表好,这个黑电话为《提纲》定好了调子。
二月四日
许立群和姚溱在钓鱼台关起门来炮制所谓《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一员的康生同志也严密封锁。
《二月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文化革命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违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马列主义基本论点,扯起“自由、平等、博爱”的破旗。祭出“放”、“先立后破”、“左派学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纯学术讨论”之类的法宝,妄图挑起一场混战,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修正主义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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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五日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在家里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二月提纲》,彭真在提纲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会上,许立群、胡绳口头“汇报”,彭真插了一些话。“汇报”完后,彭真问刘少奇和邓小平,刘少奇欣然同意说:“没有什么意见了。”邓小平也表示同意,彭真问刘:“是不是就照这个提纲向毛主席汇报?”刘说:“可以这样!”可见,这个“提纲”的幕后老板就是刘少奇,实际上就是刘少奇的“提纲”。
二月七日
彭真、许立群、姚溱等密谋,如何向毛主席“汇报”。姚说“先务虚,后务实”,“要概括些”,要把左派、右派混在一起讲。企图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法,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
二月八日
彭真带着许立群、胡绳、吴冷西等人,到武昌向主席作所谓“汇报”。彭真采用欺骗手法,让许立群先讲一通,他作一些补充和插话。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和彭真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两次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彭真事后却造谣,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诬蔑这些批判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当彭真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时,毛主席立刻严厉驳斥,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汇报”以后,这个反党野心家彭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滥用职权,叫许立群和胡绳搞了一个所谓的中央批语,他的《二月提纲》变成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主席审阅。而彭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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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又用罪恶的欺骗手法,说文件已经由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二月十二日
现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支持下,革命“二月提纲”正式发到全党。这个提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
《二月提纲》的出笼,是刘邓一一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蓄谋已久的篡党、篡政、篡军阴谋的大暴露。
二月十八日
许立群和胡绳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人传达二月黑“提纲”他们露骨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叫嚷什么思想斗争、学术争论时应当“暂时忘掉无产阶级专政”。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陆平等混蛋居然被指定为小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听传达的同志在讨论时,彭真带着许立群、胡绳到三线“参观”,和李井泉密谋,走时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讨论讨论就行了。
三月
无产阶级革命派揪出了长期写匿名信恶毒攻击林彪同志的陆定一老婆严慰冰。陆定一的反党阴谋败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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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一日
彭真一伙以为阴谋得逞,得意洋洋。许立群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名义发出《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什么“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等等。短时期内,《二月提纲》流毒全党。全国的批判运动被引入邪道。什么“论清官”、“论封建道德”、“评价历史人物”之类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的文章充斥了各种报刊。思想界弥漫着沉闷的气氛。
三月二日
旧北京市委为保护吴晗,叫他到昌平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化名“老李”(李明光)。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了指示。毛主席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不是共产党员,又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是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在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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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找了邓拓、范瑾、蒋南翔、宋硕及部分高校负责人开会,研究旧市委简报上刊登的北大法律系考证“海瑞狱”的“经验”。这个“经验”介绍说:“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查检了可能找到的有关海瑞的文献一千五百卷,一千四百多万字的资料,写出一篇批判吴晗关于平冤狱’问题的文章。”彭真对这个反革命经验非常重视,倍加褒奖说:“批判吴晗的文章中有一篇写得很好,这篇是几个大学生查了许多古籍,论证了海瑞平冤狱是假,这种批判最有份量,最有说服力。”他还在上面批示说:“方向正确、方法对头、值得推广。”企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向繁琐考证中去。
这个会上,彭真反革命集团又抛出了调虎离山计,用假“半工半读”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在这方面,陆平又创造了一个“典型”。还在二月一日,旧市委就在北京大学搞假“半工半读”的反革命试点。彭佩云亲自带队,把北大历史系搬到十三陵。“开学典礼”上,邓拓,宋硕、蒋南翔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亲临会场,以示重视。会上,他们大肆放毒,叫革命师生不问文化大革命,在农村“狠抓教学”,蒋南翔还肉麻地吹捧大叛徒邓拓。文化大革命运动日益发展,彭佩云就愈加着慌,她上窜下跳,拉线搭桥,频繁地来往于前市委(彭真)一一燕园(陆平)一一十三陵(历史系)之间,死死保住这个反革命的试点。他们强迫革命师生要“三个月内解决世界观问题”、“编出三本书”,就是不让搞文化革命。三月底,旧市委把这个“试点”推向全市。在三月二十五日这个会上,彭真说,“所有学生都下乡去搞半工半读,要批判旧的教科书,改革教学方法。要整系下去。…帐篷已安排去做,你们去筹备,邓拓可以挂帅。”于是,北京市刮起一股下乡搞假“半工半读”的歪风,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三月中下旬
①中央和中央军委开会批判大野心家阴谋家罗瑞卿的反党罪行。罗瑞卿畏罪跳楼自杀未遂。彭真在一系列问题上对罗瑞卿的罪行采取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妄图为罗翻案。
②刘少奇、邓小平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进行了会谈,差不多从此时起,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有的就明显向右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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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一日
林彪副主席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就工交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了一封信。林副主席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信中指出,毛主席天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灌输到工农中去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话,发出了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又说:“我向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这个意味深长的发问实在令人深思、猛醒。毛主席还指出: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严厉地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指出:如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主席的讲话是彻底捣毁反革命“三家村”“四家店”“阎王殿”的动员令。
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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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并报中央和毛主席审批。
毛主席亲手三次修改《座谈纪要》。
三月三十一日
①康生同志向彭真详细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顽固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否认他包庇吴晗的罪行,说他只主张“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与此同时,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另一个头目刘仁急忙把正在参加四清的李琪,张文松(彭真的小舅子)调回,准备负隅顽抗。
②刘仁散布毛主席要彭真管军事的谣言,彭真向北京卫戍区要来一个团的军队。
四月一日
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中宣部的阎王殿们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抗毛主席的批评。是日,许立群要邓拓送去一份替吴晗喊冤叫屈的材料《吴晗近况》,看后立即批登简报。同时,邓还送了《焦菊隐反动文艺理论的资料》给许,作为制造混战之用。同一天,在彭真的指示下,刘仁、万里召集张文松、李琪、范瑾等在市人委交际处开紧急会议。万里传达彭真的话说:“‘三家村'的事情要解决,…否则更被动。”又说:“对邓拓的本质应有一个认识,他是个好人。”会上决定由刘仁、郑天翔、万里组成“市委三人领导小组”,由张文松、李琪、范瑾、宋硕组成“四人办公室”,企图进行垂死挣扎。
四月二日
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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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指示。彭真向毛主席作假检查,企图蒙混过关,只是空洞地说:“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言外之意,就是说:他在“这
一方面”以外的各方面都是正确的。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编者注>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三日
彭真偷偷地把未经中央正式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送给许立群和林默涵。林歪曲和剽窃《纪要》的内容,四月七日,抢先在全国创作会议上作“报告”,捞取政治资本,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所谓三十年代的错误路线辩护。
是日,彭真在家中召开北京市常委会,掩饰自己的错误,布置对抗中央。还说什么:“坏人不包括邓拓。”
四月五日
彭真感到灭亡的预兆,在家中召集旧市委一伙反革命分子开会。会上,讲了一通江湖黑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拉
一把比踢一脚好。”并表白自己说:“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还为自己开脱说:“我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几个吴晗出来,结果是幻想。”他继续包庇邓拓说:“邓拓拥护三面红旗,心好的,但写的东西是乌烟瘴气,他在《前线》编辑部一月份已作了检查。”还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叫嚷:“左派整风清理思想。”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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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旧市委书记处开会。刘仁、郑天翔、万里在会上假惺惺地“批评”邓拓。邓拓说他犯了错误由他自己负责,其他人没有责任。以保护旧市委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会上,通过了旧市委关于邓拓所犯错误向中央、华北局的假报告。彭真指示说:“责任要写含糊一点。”后来定稿时:彭真将报告中邓拓“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一句删去,把根据邓拓的请示,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一句,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在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中央书记处开会,周总理参加。会上,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胡说他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实际上继续顽固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当场戳穿了彭真的鬼花招,系统地批判了彭真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一系列罪行。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揭发,批判了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最后,周总理指出,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
(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
(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
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中央的第一次批语已撤销,换了一个新的批语)。《纪要》经过毛主席三次审阅修改,它和反革命的《二月提纲》是针锋相对的。它是讨伐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檄文,是捍卫毛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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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宣言书。“《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这个《纪要》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林副主席语)
四月十日至十五日
彭真连续召集旧市委常委会,匆匆忙忙地要所属各级党组纪进行所谓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企图用假批判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罪行,玩弄舍车保帅的手法,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抵抗。
彭真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给旧市委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传阅,严重违背党的纪律。
《北京日报》四月十六日反革命的编者按于十日开始炮制。
四月十五日
旧市委开会讨论“四人办公室”起草的四月十六日编者按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郑天翔说:“邓拓的主要错误是好古”。又说:“对邓拓如何提法要慎重考虑”。草稿讨论后送到彭真家中,他亲自修改,边改边说:“邓拓对三面红旗还是拥护的。”他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名字排列作了煞费苦心的安排,并下令在第二天见报。事后,彭真亲自打电话安慰邓拓,要他做好“思想准备”,并打气说:“改了还可以当文化革命战士”。当天,李琪把假批判、真包庇的材料和编者按语稿送给许立群、林默涵看,三人关门一起密谋,与此同时,“四人办公室”召开全市党委书记会,提前贯彻四月十六日按语反革命精神。
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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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主席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的反党罪行。决定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②旧《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抛出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材料和精心炮制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把“三家村”的村长邓拓描写成一个小卒,而把早已揭露的三反分子吴晗说成是主帅,廖沫沙是主将。
当天,旧《北京日报》和《前线》编辑部要邮局与八大城市联系增加发行数量。并大搞特务活动,向中央“摸底”。搜集中央的动态。下午郑天翔叫各口汇报对“按语”的反映。还派人去看望吴晗和廖沫沙,并亲自去探望邓拓。晚上,刘仁召集市委会作了阴谋布置,由张文松、范瑾、李琪组织力量,收集左派材料,把矛头指向康生等同志。
③北京各高校按黑市委的部署,当天从报社拉▣大批《北京日报》,强迫革命师生接受。北大陆平黑帮当天下午就开了假批判、真包庇的全校大会,宋硕亲自导演。陆平在大会上大叫大嚷:“我们主要矛盾指向吴晗,同时又要针对邓拓同志、廖沫沙同志、翦伯赞同志。”
四月十七日
蒋南翔以高教部名义召集京津地区十七所大专院校座谈,会上,让陆平推销“研究海瑞《平冤狱》的反革命经验。”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彭真在中央开会,仍同旧市委保持频繁的电话联系,遥控旧市委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党活动,向他们泄露会议重要机密。并要旧《北京日报》向他汇报版面安排情况,重要文章送他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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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社论是根据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尖锐地严重地指出:对毛主席的指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进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社论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这篇社论。
社论的发表震动了文艺界,打破了沉闷的局面,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惊恐万分。
四月十九日
中央负责同志批评旧市委,指出四月十六日按语避重就轻,舍车保帅,包庇右派。中央通知首都各单位:
(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
(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叫张文松起草第二个假批判、真包庇的“编者按语”,但未来得及出笼。
四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批发了揭发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的
七个文件给旧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出要旧北京市委揭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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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家店大掌柜的罪行。刘仁慌了手脚,同郑天翔、万里等密谋后,决定开市委会。(即四月黑会)
四月二十二日到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黑会”开场。由刘仁、郑天翔、万里主持。会议极为诡密,不设记录,不出简报,内容不得外传,要严格遵守“纪律”。
会上,他们恶毒攻击毛主席批发七个文件是要“整人”。他们暗地查了五八至六五年的中央文件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同志的讲话,整了大批黑材料,铅印十份。后来,中央又批发了第二批揭发彭真罪行的材料,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见势不妙,立刻销毁了材料,砸掉铅版。刘仁在会上拍案大骂:“邓拓五八年来市委,不是市委要来的,是中央分配来的,他的材料我没看过,叛变情况我不知道。”
他们极力对抗主席指示,为彭真大唱赞歌,说什么:“彭真在阶级斗争方面不落后,反修战线不落后,社会主义建设不落后,京剧改革不落后,文化革命跟不上主席。”肉麻地吹捧彭真“一贯正确”,表示要跟彭真反革命到底。疯狂叫嚣“二月提纲”“写得精炼,提得很高。”“说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提纲,提得这样尖锐,这样高,我接受不了。”
四月二十五日
刘仁派郑天翔、万里、陈克寒去欺骗中央,说什么“市委会上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识提高了”,“认识到提纲是修正主义的”。可恶至极。
四月二十七日
彭真从外地回到北京,刘仁一伙急忙赶去看望。彭真胡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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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是提纲问题,是骄傲自满问题。”同时又搞了新的阴谋:让刘仁去“休养”、郑天翔去“蹲点”,退居幕后,继续指挥。
四月二十八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万里、陈克寒、赵凡等见大势已去,便假装揭发,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企图蒙混过关,东山再起。
五月一日
周总理在欢迎谢胡同志的大会上讲话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头等的大事。
五月四日
①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罗、陆、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杨尚昆是刘邓安插在中央机要部门的特务,先后盗窃国家机密档案15万件,里通外国。林彪同志在会上指出:“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的。…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
“彭、罗、陆、杨是文武相结合,抓舆论、抓枪杆子,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搞的起来。”林副主席告诉大家:“毛主席最近两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要害部门、电台。”
这次会议彻底捣毁了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打破了刘邓黑司令部的阵线。
②《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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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七日
毛主席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同志的信,即“五七”指示,号召工、农、兵、学、商和党的机关都要成为革命化的大学校,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五月九日〈原文如此,应为五月八日,编者注〉
《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向“三家村”黑店及其后台老板发起了猛烈攻击,举国震动,旧北京市委开始全线崩溃。
五月十日
①上海《解放日报》引《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
②我国第三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五月十一日
①《红旗》发表×××<戚本禹,编者注>写的文《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旧北京市委陷入四面楚歌。
②华北局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工作组长黄志刚(华北局宣传部长)说:“工作组是来帮助市委抓文化革命的。”给黑帮分子吃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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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四日
宋硕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北大、清华等高校党委用同一腔调布置运动。“三家村”的伙计玩弄“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阴谋。
五月中句
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委派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通知》批判了《二月提纲》的反动实质,宣布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设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小组由陈伯达同志任组长,康生同志任顾问,江青同志任第一副组长。
《通知》告诫全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五一六通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这个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伟大的历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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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炮打司令部(1966年5月16日—8月12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采取伟大的战略措施,下令广播和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凭他们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自己末日即将到来,急急忙忙调兵遣将,把黑干将陶铸、王任重之流塞进中央文革,安插在中宣部,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当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把斗争的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对准资产阶级司令部时,刘、邓一撕几十年来伪装革命的遮羞布,赤膊上阵,迫不及待地炮制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大量工作组,去控制局势,镇压革命。
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围绕着工作组问题。激烈地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刘、邓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指使工作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干扰”、“抓游鱼”,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妄图把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
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则坚决支持革命派起来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在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紧急关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面临被刘、邓一伙扼杀的危险时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主持制定了《十六条》。他老人家以最大的决心,最宏伟的胆略,最果断的措施,公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号召和率领亿万文化革命大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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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
《在炮打司令部》和《十六条》的光辉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下旬
“山雨欲来风满楼。”
《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传达。它向全党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的道路。极大地武装了无产阶级革命派。
五月十七日
中央文革理论调查组曹轶欧等同志冲破前市委、陆平、彭佩云黑帮的种种阻挠到北大对陆平、彭佩云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鼓励北大革命派起来造反。
五月十八日
林彪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进一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五月二十二日
北京饭店会议开场。会议集中了前北京委和市人委各级干部
五百八十四人(其中很多是三反分子或者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由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凡主持,李××<李雪峰,编者注>亲临会场,作了三次报告。会议利用黑帮“斗”黑帮,使他们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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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给牛鬼蛇神设置了一个安乐窝、避风港。这个黑会是新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北京饭店会议直到七月底才被迫收场。
五月二十五日
在五一六《通知》的光辉指引下,中央文革、康生等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北京大学革命左派多年积聚起来的对陆平黑帮的阶级仇恨迸发了。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位同志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一《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它打破了“万马齐暗”的沉闷空气,在“三家村”的顽固堡垒里燃起了一把革命烈火。揭穿了宋硕、陆平、彭佩云黑帮,把斗争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路的当派。五二五大字报是五一六《通知》的光辉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五二五大字报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惊慌失措,陆平黑帮开动全部反革命机器,猖狂反扑。晚上,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召集大专校党委书记开会,污蔑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影响很不好”,宣称“党员不要贴大字报,作为一条纪律。群众要贴可以劝阻。”深夜十二时许,刘少奇邓小平指派李××<李雪峰,编者注>同志和刘、邓的黑干将张彦(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匆忙赶到北大,先和黑帮分子陆平、蒋南翔密谋后,向党员和团员干部作了讲话,挥舞“党纪国法”“内外有别”的大棒,批评大字报泄露了党的机密。并给陆平打气,要把“运动领导好”。这个讲话影响极坏,在群众中引起了混乱。一场反革命的围攻开始了。
五月二十六日一一六月一日
刘、邓扣压五二五大字报,给支持北大革命派的康生同志施加压力。陆平黑帮困兽犹斗,大肆围攻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燕园内黑云乱滚,革命火种有被扑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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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黑司令部调兵遣将,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杨植霖、郭影秋、谢堂忠、穆欣等得力干将塞进中央文革,妄图控制要塞,负隅顽抗。
五月二十九日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暴风雨的前夕,在白色恐怖下,清华大学附中学生喊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左派思想的绝对权威”的伟大口号,秘密组织全中国,全世界第一支“红卫兵”。六月初,地质附中、石油附中、北大附中、二十五中、矿院附中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等革命组织。
红卫兵在誓词中这样写道:“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红卫兵从诞生那天起,就以大的生命力活跃于政治历史舞台上,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一个伟大的新生事物。
五月三十一日
陈伯达同志的铁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不会自己跑掉。陈伯达同志亲临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并作了重要讲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冷西对《人民日报》的垄断地位崩溃了。从此,新生的《人民日报》代表毛主席革命司令部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斗号令。
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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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社论指出:“一场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
②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等同志,下令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以最高的热情支持这张大字报,并把它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进攻的战斗号令。广播一响,北京“炸”了,全国“炸”了,群众运动如火如茶,六月风暴席卷全国。
晚上八点钟广播大字报之后,刘、邓的黑手就伸进了北大,张承先工作组先头部队急急忙忙地开进了烈火熊熊的校园。激烈的阶级斗争,殊死的夺权斗争把历史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六月二日
①《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全国各地和北京各单位革命群众纷纷声援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北大及其他高等院校的革命师生一马当先,贴出了一大批革命大字报,排炮猛轰党内走资派。
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及灵魂的问题。”
③黑司令部被革命群众运动吓得要死,邓小平召见胡克实,下令“团中央协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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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日
①《北京日报》登载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北京新市委关于撤销陆平、彭佩云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该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的决定。《人民日报》第二天也转载了这一消息,这是革命道路上新的绊脚石。
②在李××<李雪峰,下同,编者注>同志被任命为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的同时,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骨干赵凡、万里、陈克寒等粉墨登场,拉起了新市委书记的红带子,干反革命的勾当。新市委急忙出“安民告示”:“大中学校一律不停课。要停最多两三天。”李××同志在市委机关一手制造了“六三事件”。说革命干部写批判他五五在北大讲话的大字报是“造谣”“暗流”“阶级斗争的反映”,并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于是,市委机关中给李××同志贴大字报的人受到了长达半月之久的围攻,二百多人重点挨整,全市委机关百分之八十的人作检查,不少人被打成“右派”“政治商人”。
③刘少奇、邓小平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急忙召集各部负责人会议,违背毛主席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的指示,擅自决定给各校派工作组。说什么:“没工作组不行,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夺权单位要派,群众起来原党委失去信任的也要派。”“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刘少奇还忧心忡忡地对胡克实说:“我要离开北京几天,你们要好好控制运动,维持好局面啊!”他们把北京抓在手里,企图搞成一个“样板”,向全国推销。
陈伯达等同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坚决反对派工作组去镇压群众运动,坚决抵制刘邓炮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刘邓武断专横,排斥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
于是,他们到处调兵遣将,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继六月五日张承先进驻北大建立临时政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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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五日,邓小平派工作组进了北师大附中;
六月六日,孙友渔为首的工作组进了北师大:
六月八日,北航院党委迎来了以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
六月九日,叶林带着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开进了清华园,
六月十五日,二百多人组成的地质部邹家尤工作队到了北京地质学院:
薄一波从工交各部抽调大批干部,陆续派住北京十五所工交高等院校:
胡克实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派到北京各中等学校;
仅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刘邓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
“树欲静而风不止”。前门赶走了虎,后门又溜进了狼。
④刘少奇、邓小平炮制了反革命的“中央八条”,作为工作队的灭火“指南”。且看是些什么货色:“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是日,新市委火速传达。李××同志还特派××代表他到当时的革命最活跃的北大传达“八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师生眼最亮,当晚,北大等校贴出了反对“八条”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八条”是“框框”“压制革命”。
六月四日
①《人民日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不指名地公开批判了反革命《二月提纲》。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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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邓小平的保举下,黄袍加身,混进中央,就任中央常委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并窃取了中央文革“顾问”头衔,把手伸向《人民日报》、卫生部、高教部、学部等单位,充当刘邓黑司令部的“接收大员”,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
六月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高度赞扬、全力支持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精神。文中指出: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是一九六五年发生的
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北京大学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一个典型。”社论向全国人民严肃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究竟站在那一边,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六月六日
①《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一文,《人民日报》同日转载。
②康生同志到北大看大字报,十分赞扬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但张承先却把这样的大好形势说成是“乌七八糟”扬言要寻机“反击”。
③所谓新《北京日报》发布编委会“公告”。李××<李雪峰,编者注>任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原《河北日报》总编辑翟向东为新《北京日报》编委会总编辑。旧《北京日报》这个彭真反党集团的忠实工具,改牌换记,成了刘、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喉舌。“新”《北京日报》从六六“公告”开张到九二宣布休刊,前后共发表了五、六篇所谓“指导性”的社论,始终贯穿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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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陶铸进中宣部。他一到,就大耍拿手本领一一两面派手法。上午,假惺惺地接见中宣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革命同志,随后又装腔作势到大食堂去吃饭,“同群众生活在一起”。鬼知道,他四日一下火车,就已和阎王张子意通过电话。是日早己偷偷地接见了张子意等阎王、判官,抚慰他们说:“我对同志们都寄以希望,对许立群、姚溱、林默函、童大林也还寄以希望。”为他们开脱罪责说:“总的责任是彭真、陆定一”,“我们应负多少责任,就负多少责任”,为他们定调子说:“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在当天的群众大会上,陶铸把阎王爷张子意、张际春等请上主席台,向“小鬼”大声棒喝,胡说:“现在大字报太多了。”还别有用心地说:“对十七级以上的干部都可以贴大字报。”以制造混乱,打击一大片,保护阎王殿。这以后,陶铸更加明目张胆地包庇陆定一等阎王、判官。他胡说陆定一的问题是“封建主义东西多一些”,周扬是“资产阶级思想多”,许立群“是有才干的,在好的领导下,可以做很多好工作,在坏领导下,也可干坏事。”“姚溱交代了不少材料,还不错。”张子意是“老革命”“不是黑帮”“他同陆定一直是工作关系,副部长和部长的关系”,因此“要区别对待”。“童大林可以起义”。张际春最好不过,是受陆定一“排挤”的,在中宣部“有职无权”,宣布继续任副部长。这番话,说得这帮阎王、判官们眉开眼笑。新阎王,旧阎王握手言欢,狼狈为奸。
六月七日
①《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指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一句话,就是统帅
一切。”
②张承先下令封闭北大校门,把迢迢千里赶来支援和学习的革命群众拒之门外。声言:“凡校外单位来校声援的代表或队伍,
一律在学校门口设招待室进行接待,划定区域进行活动,不再进入学校内部。…对要求到校内看大字报的,说他们在整理研究,要婉言谢绝。”张承先进北大后,所耿耿于怀的就是如何按照刘、邓的意旨,扑灭北大的六月烽火。他一再声称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说给工作组提意见是“不相信党中央”,什么“听不听工作组的话是听不听党的话的标志。”狂犬吠日,攻击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湖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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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过时了”。他借“坐下来”“学文件”为名,把怒气冲冲的革命师生赶进平静的书斋、沉思的阁楼。六一以来北大造成的轰轰烈烈、痛打牛鬼蛇神的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了。
在干部问题上,张承先工作组完完全全执行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刘、邓路线。他说北大的干部、教职工“都是黑帮黑线人物”,党员都是“修正主义的党员”,扬言“唱主角的要扫,跑龙套的要扫,打旗的也要扫”,总之,统统都要痛加扫之。唯独对陆平、彭佩云爱护备至,派人给他们站岗、打饭、送报,让他们看电视,睡大觉,供作佛神,不准揪斗。
③清华园在沸腾。“蒋家王朝”见革命师生起来了,就用加课、考试来压制,制造“一万对七百”的虚假多数进行围攻。还提出了反动透顶的口号,什么“保卫校党委就是保卫党中央”,什么“保卫蒋校长”,“我们最最敬爱的蒋校长姓‘马’”等等。是日晚,北大革命同学突破张承先的包围圈,冲进蒋南翔的封锁线到清华点火。揭露蒋贼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的所谓“开学典礼”上吹捧邓拓等罪行,蒋记黑校党委恼羞成怒,亲自导演了所谓的“辩论会”,围攻、漫骂北大革命同学和清华革命师生,然后派人将北大的同学押送出校。这就是清华发生的“六七事件”。
六月八日
①《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号召七亿人民都来做批判家。
②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师生赶走了宋××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院才四天。但是,宋××还未走,又来了朱春和(邮电部政治部主任)工作组。朱吸取了他的老弟宋××死保北邮院党委而垮台的教训,使出了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法术。然而,不到四天,革命烈火又烧上了朱春和。
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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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杭州又指示:“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当时陶铸在场。
六月十二日
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宣布前高教部长、前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停职反省。刘邓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次日,北京新市委宣布,叶林工作组代行该校党委职权。
清华工作组一上任,不发动群众,不把矛头针对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到处给群众泼冷水,污蔑革命群众是“乌合之众”,“像一群羊”,实行“横扫一切”政策,把清华大学基层和上中层干部共五百多人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赶“上楼”,“放职罢官”、“靠边站”。他们说:“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清华党是黑党”。他们还逼着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学习刘少奇的黑修养,搞人人过关,并强迫他们劳改。对于一小撮真正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之流却关怀备至,加以保护,实行典型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六月十三日
①陶铸违抗毛主席的指示,调他的亲信张平化、李剑白组成工作队到中宣部和中南地区镇压文化大革命,宣布“现在是工作队专政”。同时又派张际春(旧中宣部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指定张际春为学部文革组长,操纵学部运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②陶鲁笳琼开邮电学院第二个工作组被赶,慌忙拖着肥胖的身体,笨猪般的赶到北邮,叫嚷:“我相信,你们工作组是革命的,朱春和同志是彻底革命的,王子纲同志也是革命的。”“你们的根子就是我们,就是党中央、毛主席。”陶鲁笳刚走,革命师生就贴出了大字报《五问陶鲁笳?》《请看陶鲁笳的保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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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四日
①《红旗》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社论,又
一次批判了反革命《二月提纲》中的“五大法宝”。
②清华大学革命小将迎着风浪,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指出“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现工作组不可信任”。接着,
六月十六日,蒯大富等同学相继贴出同样的大字报。
六月十五日
高教部的革命干部揪出了蒋南翔之后,陶铸急忙让他的亲信刘仰桥代理部长。革命群众坚决反对,又揪出了刘仰桥。是日,陶铸又匆匆赶到高教部,传达了所谓“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正式宣布“何伟同志兼高教部部长职务”(何伟,旧教育部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六月十六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社论痛斥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反动逻辑,写道:“这些家伙们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是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社论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决不能搞‘和平过渡’,决不能搞‘合二而一’,而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这是彻底的革命精神,它大大地武装和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派。
②南京大学揪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匡亚明。
③陶铸派刘××<刘建勋,编者注>、雍文涛为首的北京中、小学工作组,镇压中小学文化大革命。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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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七日
北师大附中革命小将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当晚,工作组策划了一场围攻这张大字报的所谓“辩论会”。会后,邓小平的女儿邓×<邓榕,下同,编者注>向邓汇报,问邓反工作组对不对,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一手把反工作组的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右派”。
六月十八日
①“于无声处听惊雷”!
北京大学的革命小将终于忍不住心头的怒火,挣脱了张承先工作组的重重枷锁,又一次揭竿而起了!他们将黑帮分子一个一个从工作组安排的舒适的避风港内揪出来,拖上“斗鬼台”“斩妖台”,进行揭发、斗争,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革命师生扬眉吐气,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
然而,张承先却如丧考妣,乘着小汽车,派出“消防员”满园乱转,凶神般的把革命师生赶回宿舍“学习、讨论”。当天下午,张承先慌忙跑到新市委“汇报”。李××<李雪峰,编者注>同志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诬蔑“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敌人”的“阶级报复”。并向中央汇报说:“‘六一八事件’是校内外敌人结合起来,对我们实行突然袭击…”。完全颠倒了黑白。
张承先回校后,在晚上十点钟,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当黑帮的面,甩胳膊蹬腿,破口大骂革命群众,胡说上午的事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一时间,黑云压顶。革命师生的红色暴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全校五个校门,个个紧闭,门岗森严,纠察队昼夜巡逻。凡参加“六一八事件”的,人人检查,个个被整了黑材料。没参加的,也要检查,当时没“挺身面出”,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各系各班大揪特揪“假左派”、“反革命”、“反党小集团”,造成严重的群众斗群众。不少同学受围攻,被斗争,有的甚至自杀。从此以后张承先建立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新秩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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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处于奄奄一息之中。
②《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二(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两封信,并发表题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
六月十九日
①《人民日报》公布了林副主席三月二十一日就工交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信。
②薄一波第一次到清华看大字报。蒯大富同学提出要赶走工作组,薄与蒯辩论,训斥蒯说:“你应与左派站在一起,与工作组站在一起,不要比左派还‘左’,建议你写大字报,表明自己与左派、工作组站到一块共同斗黑帮。”
③王光美“受少奇同志委托”到清华“看大字报”。此后,王光美在前,刘少奇牵线,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用以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抗衡,扼杀文化大革命运动。
六月二十日
①《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文中写道:“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然欢迎大字报,拥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挥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派热烈欢呼这篇社论的发表,而那些资产阶级保皇工作组则对它恨之入骨,怕得要死。北航等院校工作组下令不准广播这篇社论。王光美咬牙切齿地污蔑这篇社论是“大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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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凌晨,地质学院长工出身的老党员,院党委常委李贵同志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了“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革命口号。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学生的支持,革命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直指邹家尤工作组。这就
是地院无产阶级革命派引以为荣的光辉的“六二O”造反运动。
地院“六二○事件”传到资产阶级老爷耳里,他们神经质似地跳起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鲁茄(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何长工(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等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指使工作队抓李贵,陶还布置说:“工作队要沉着顶住,不要慌,要注意发现和组织‘左派’队伍,否则控制不了局势。”第二天,何长工、胥光义(地质部副部长)李人林(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又
亲驾地院、颠倒黑白,胡说“六二O”是“少数人闹事”,是“对
邹部长的围攻”,诬蔑地院的形势是“乌云遮天”,宣称工作队是“革命”的。这几个蠢驴还调来一帮子地质部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队呐喊助威,组织家属、小孩搞什么游行,出尽了洋相。这就是反革命的“六二一反扑”。
③清早,北师大十七位同学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革命大字报,革命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污蔑贴大字报的革命同学“别有用心”,想混水摸鱼,说“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并制造了一个十分荒谬的混蛋逻辑:反对孙友渔就是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孤立毛主席,就是企图夺党的领导权。围攻开始了,什么“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一片白色恐怖。但革命师生顽强战斗,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一针见血揭穿了孙友渔的阴谋。然而,晚上,新市委下一道“指示”说什么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给孙友渔撑腰,使得北师大围斗群众的现象愈演愈烈,革命师生被批判斗争,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大帽子,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
④是日,北京轻工业学院的革命师生撵了张万合(一轻部政治部主任)为首的工作队,薄一波闻讯后,大发脾气,说:“不要怕学生,我同蒯大富辩论过,也不过是林希翎式的人物。”并亲自到轻工业学院镇压,看到群众怒不可遏,只好撤了张万合,另派邓东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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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曹鲁(一轻部副部长)为工作队长。轻工革命师生马上戳穿薄的西洋镜,说他的讲话是“三大”:加大了革命阻力、大泼冷水,又跳出了一个大保皇派。
⑤师大一附中的革命小将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矛头直指刘少奇。小将们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唯一准则测,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刘少奇坐立不安,即找该校工作组和革委会(包括其女儿刘××<刘平平>)谈话,胡说:“出现说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阴险地布置说:“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在刘少奇直接指挥下,工作组有计划有组织地召开三次大规模斗争会,对革命小将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一千多名学生中,二百多人遭到迫害。革命小将无所畏惧,他们冲破白色包围,连夜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表决心。
⑥半夜十二时,铁道学院革命师生掀起了赶工作组风暴。革命师生发扬革命首创精神,组成了临时领导机构革命师生委员会。六
月二十三日,薄一波、吕正操把它定为“六二O”反革命事件,横
加镇压。
六二O革命风暴席卷北京市大中学校,前后几天时间里,三十
九所大学的工作组被赶。这是革命师生反工作组的大胆尝试,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夺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大无畏的革命行动。它给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沉重的打击!刘、邓及其一伙被“六二○”吓得魂不附体,当他们惊魂稍定,就迫不及待实行猖狂的反攻倒算,说什么:“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合适,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邓小平狂吠什么:“工作组是党中央派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胡克实叫嚷:“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在适当的时候是要反击的。”看!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是多么鲜明啊!
⑦由六二○开始,在林院发生的《与新市委大学部许××<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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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敏,下同,编者注>同志谈话纪要》(即二十二个问题)的大字报事件,是刘、邓残酷镇压全国革命造反派,扼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的一个典型铁证。
六月二十日的清晨,北京林学院蒋××<蒋书铭,下同,编者注>等五位同学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同志谈话纪要》。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完全是一份革命的大字报,因而它深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共计十五个省、自治区,起了很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沉重地打击了那些地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就这样一份革命大字报,却被薄一波、新市委以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订者刘少奇、邓小平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院的五位同学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所谓“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等同志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位同志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史明达,编者注>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反革命围攻像瘟疫一样流毒全国,很多地方有领导有组织地批这个《谈话纪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四千余人因转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两人吐血,两人被逼疯。
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这张大字报才彻底平了反,重见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报作者和转抄者才得到了解放。这是对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的一大翻案!
⑧刘、邓得悉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以及各校的六二○革命风暴,认为出现了“逆流”,说“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邓小平叫嚷:“‘六一八’不是北大一个学校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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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而是有计划的,坏人的联合行动。”在主子的授意下,张承先写出了所谓的《六一八简报》和《二十天工作总结》两个反革命文件。李××〈李雪峰,编者注>同志看后大加赞赏,说“张承先的反击是对的,取得很大成绩”,“把伸手的秋出来了”,并说:“这样的反击要多一些。”刘、邓如获至宝,大笔一挥,批转全国。他们在所谓的中央批示中说:“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这是刘、邓扼杀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严重步骤。北大“六一八”的反革命血腥镇压事件从此波及全国,多少革命小将被打成了“反革命”。
六月二十一日
①下午,陈伯达同志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并接见了革命同志,伯达同志指示: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进行革命串联,各单位要争取左派掌权,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秩序,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秩序。文委的文化大革命的主人是文委的革命群众,工作组只能起顾问作用。陈伯达的讲话击中了刘邓路线的痛处。刘、邓的黑干将,对外文委工作组长张彦立刻跳出来,恶狠狠地说:“他们来不打招呼,我们也就不理他,保卫工作我们也不负责。”并叫人整陈伯达同志的材料。六月二十二日,对外文委就出现了《陈伯达给了你们什么指示》的反动大字报。过了几天,七月一日,陈伯达同志第二次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张彦冷冷地说:“老夫子又来了,我不去见,见了被动。”又说:“我们要静观动静,搜集反映,就当没这么回事一样。”七月二日,陈伯达同志派中央文革的三位同志到对外文委继续看大字报,门卫竟无理阻拦,不让进。张彦大发雷庭,叫嚷:“他们真是欺人太甚,以势压人,我非抓他个小辫子不可。我也不是好惹的,按我过去的脾气,我非把他们捆起来不可!”这是
六、七月份出现的反中央文革的严重政治事件。又一次暴露了刘、邓黑干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命嚣张气焰。
②清华大学蒯大富同学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以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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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权。”写得多好啊!几行小字使工作组大为恐慌,震动了清华园。
③是日,王光美带着刘少奇的“指示”正式进了清华园,成了
一名神秘人物。王一下来,就扬言:“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
④薄一波给叶林打电话:“一些学生有托派味道”,叫清华工作组进行“反击”。同一天,这个大叛徒又在轻工业学院工作队的报告上批道:“我看学生中有‘超左派’,这些人是否有背景,不得而知,你们要好好研究、观察…目前运动很可能是我们同‘超左派争夺领导权。”
⑤北航石××<石兴国,下同,编者注>贴出革命大字报《一条“无头”的黑线》,被工作组打成“大毒草”,组织了十余天的所谓“辩论”。然后,七月六日,赵如璋作“总结报告”:“大辩论性质是夺文革领导权”,“揪出了石××之流牛鬼蛇神”“石××的动机肯定是坏的,是别有用心的。”革命的反抗被镇压。
六月二十二日
①地质学院一同学给薄一波打电话,反对李人林六月二十一日在地院的讲话,薄即刻写了一封简信,信中大讲:“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工作的。”“如果院党委有问题,派工作队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有人非赶走工作队不可,那势必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权,那谁来掌权呢?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给工作队扣什么‘保皇党’之名称。”
他还在地院工作队整李贵同志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
为反革命的“反干扰”制造了理论基础。
②邓小平把他的儿子、女儿(都是北大学生)召回家,收集材料,阴谋对抗陈伯达同志关于撤工作组的正确意见。邓对他的子女胡扯什么:“工农、革干子弟掌权,这是一个方面”,“真正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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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工作组结合起来”,“工作组是党中央派的,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运动中要不断分类排队,选准打击目标。”等等。
③清华发生“电话事件”。化九班(蒯大富所在班)要开会,工作组说:王光美要来。后来去的都是工作组秘书。次日蒯大富等贴出《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的大字报,轰动全校。“电话事件”是王光美运用刘少奇的“引蛇出洞”战术一手策划的。
六月二十三日
①当此之际,正是北大、师大、地质、清华、人大等许多学校革命造反派反工作组风潮兴起、此起彼伏之时,刘邓黑司令部慌了手脚,李××<李雪峰,下同,编者注>同志为此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一个颠倒是非、混淆敌我的“报告”。他把革命师生反工作组说成是“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混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并制造了一个混蛋逻辑:“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他耸人听闻的地说:“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指匈牙利人纳吉·伊姆雷,编者注>就要上台了。”这个“报告”,是李××同志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动纲领。六月二十日,李××同志通过《北京日报》,按照他“报告”的精神写了一篇社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要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这是一株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大毒草。
②北京邮电学院三百名革命师生到邮电部揪王子纲(邮电部副部长,党委第一书记),经过坚决斗争,王子纲只好滚出来,革命师生声声责问,王子纲张口结舌,昔日威风扫地以尽。但是,薄波、陶鲁笳却把这个革命的“六二三”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横加镇压。
③“胡家店”炮制了《中国青年报》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这株毒草一出笼,就被革命师生揪住,痛加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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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薄一波、陶鲁笳部署“反干扰”,陶说:“要打歼灭战,不要打击溃战,要横扫一段”,又说:“要追根,把背后的黑线挖出来。”并确定以邮电学院,林学院为“反干扰”重点。
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干扰”运动开始了,刘邓及其同僚们向革命造反派举起了罪恶的屠刀!据统计:在首都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反革命工作组把一万零二百一十一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两千五百九十一个革命教师打成“反革命”!这是血淋淋的数字!
六月二十四日
①清华“六二二”电话事件后,由刘少奇背后撑线,王光美亲自导演,叶林亲自出马,有组织有计划地向清华革命造反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十字军征讨。在当晚,召开了所谓“声讨会”。清华革命造反派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紧紧抓住“电话事件”,步步紧逼,工作组被搞得狼狈不堪,工作组长叶林恼羞成怒,叫嚷道:“他(指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并宣称“工作组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二十六日在王光美的指挥下,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反革命游行示威。“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等反动口号充斥清华园。继六二四后,王光美又一手导演了六二七、
七八斗争蒯大富等同学大会,风云突变,长达二十余天的“反蒯斗争”开始了。
②刘少奇凶相毕露,对他女儿<刘平平,编者注>(师大一附中的)说:“搞地下活动、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还说:“可以讲何××〈何方方,下同,编者注〉(高三学生)为坏分子…揭这些人,争取群众,压倒何××他们。”
③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为“造反有理”大喊大叫。工作组把它打成“反革命宣言书”。胡克实吓坏了,他学着刘少奇的腔调,叫嚷:“凡是背着工作组的活动都是错误的,非法的。”提出“要解散红卫兵,把党组织恢复起来。”他对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狂叫:“硬一点,硬起来!!”“坚决反击,坚决反击!”但是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红卫兵在高压下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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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队长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亲自上阵,作动员报告,镇压六月中旬掀起的反工作组运动。于是,北外进行了整整二十八天的“反干扰”“抓游鱼”运动。工作组代替各级党组织,掌握全校各级大权,在各系、各班寻找一两个反工作组的所谓“游鱼”,当作典型,进行“辩论”,实为围斗,在革命师生中进行反革命的分化、瓦解。大批革命小将受到迫害。
⑤陶鲁笳主持召开工交口院校工作组会议,让轻工业学院工作队邓陈哲介绍所谓“反干扰”“经验”。会后,陶亲自出马到邮电学院,替工作组打保票,派李人林“坐镇”地院。颁下一道道黑指示,各院校学生不得互相串联;到中央、国务院请愿不派汽车,要派人“陪同前往”;必须解散校内一切自发组织。
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不少工作组用这篇社论来压制革命造反派。
六月二十五日
北京各高等院校,先后分批传达了李××〈李雪峰,编者注〉的“六二三”报告,“反干扰”到达顶峰,高校和中学一片白色恐怖。
地质学院工作队公布了薄一波的所谓“批示”作为上方宝剑,在“先扫清文化大革命道路上的障碍,斗倒,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反工作队的干部要秋住不放”的反革命行动纲领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一个镇压革命的“反干扰”运动,历时二十三天之久,十三名革命干部、教员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七一庆祝党的伟大生日时,还召开大会斗争革命师生,棍子满地来,帽子满天飞,什么“反党干将”“现形反革命”,“特务分子”等等,许多同志被整得吃不下,睡不着,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度摧残。有的同志被迫写了十万字的检讨,依然通不过,必须承认是“主观上反党”。在“反干扰”中,工作队一手炮制了清一色保工作队的干将组成的伪院文革,强加于地院广大革命师生的头上。企图控制和征服地质学院广大革命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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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院附中的红卫兵被打成“反革命”,强行解散。二十五中以革命小将李冬民为首的“东风”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集团”。工作组召开斗争小将的大会,让牛鬼蛇神来“揭发”围攻小将。
六月二十七日
①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到彭、罗、陆、杨问题时,竭力包庇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说什么“四家店”“从性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吹捧彭真反修“有功绩”,只是有“宗派主义情绪”,“毛泽东思想不太懂”,“搞个人突出”。说陆定一不过是“反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宗派主义,不反投降主义;反左不反右。”说大军阀罗瑞卿仅仅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的作风。而大特务杨尚昆只是“严重地违反党纪国法”而已。
②薄一波在轻工业学院工作队的一个报告会上批示:“应抓紧时机做工作,把牛鬼蛇神(包括‘超左派’)揪出来,特别是注意揪其后台老板。”
陶鲁笳对李人林说:“地院‘六二O’是反革命事件,…先
搞破坏分子,再搞院党委…。”指挥地院工作队继续“反干扰”。
六月二十八日
刘、邓、陶盗用中央名义批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要各省市向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广播、出版等部门和所属单位派强有力的工作组,并“指示”各单位,“在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革命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及时组织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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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日
①《红旗》第九期重新发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指出,《讲话》“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
②《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这篇社论是陈伯达同志起草的,但万恶的刘少奇、邓小平依仗权势强行修改定稿。他们别有用心地将原稿中“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在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一句删去,并公然反对关于毛主席超过马、恩、列、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的论断。原稿中点了彭、罗、陆、杨的名,也被他们统统砍掉,并把原稿中揭露彭、罗、陆、杨“手伸得很长,抓党权、抓军权、抓政权”,篡改为“要抓党权、要抓军权、要抓政权”。与此同时,却大量地塞进了刘、邓的私货,什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啦,什么“早在二十年前,刘少奇同志就向全党指出”啦,什么“邓小平同志指出”啦等等,猖狂地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贬低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死皮赖脸地往自己脸上贴金,真是罪恶滔天、千刀万剐。
③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跑到北大作“报告”,吹嘘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保张承先工作组,说什么“张承先有丰富经验”,并大肆散布反地方党组织就是反中央反党的谬论,镇压北大文化革命运动。
张承先借庆祝“七一”为名,大搞清洁卫生,把大字报全部撕下,整个校园“干干净净”,冷冷清清,其他各校也大抵如此。
④《红旗》发表文章,点名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刘少奇急忙派人到天津抚慰周扬,叫他“不要紧张”。陶铸也马上叫张平化给周扬打电话,传达刘、邓和他自己对周的“问候”,让其“安心休养”。周扬感激涕零。
⑤千万名革命小将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被剥夺了庆祝党的生日的权利。他们在白色恐怖里,威武不屈,写血书向伟大的党,向敬爱的毛主席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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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日
刘、邓盗用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所谓“七二指示”),大谈要加强党的领导,运动要置于工作队的控制之下。《通知》把生产和革命对立起来,以生产压革命。这个《通知》是薄一波、陶鲁笳按照刘、邓的授意草拟的。陶在写这个“通知”时还极其恶毒地把由于年中设备维修而引起的六月中旬钢煤季节下降归罪于文化大革命,叫嚷“要写得严重一些”。
七月上旬
陶铸下令,以中宣部名义办一个党内刊物《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亲自去要刘少奇题字(后因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垮台而未得逞)。他亲自审定的第一期八篇稿件中,主要一篇是大叛徒薄一波的黑报告。还有一篇西北局“决定”,大吹大叛徒刘澜涛,狂热地颂扬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早在二十一年前”就如何如何“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并疯狂地攻击陈伯达同志。另有一半以上文章是中南的,大肆吹捧他的独立王国。
七月三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社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②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代表新市委向中央写了一个《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汇报要点》,这是一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杰作,《汇报要点》诬蔑革命闯将是“在野右派”,要搞“反革命组织”,不打自招地说,前一段“扫除干扰”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要努力加油。
③晚,刘少奇向王光美、刘涛布置:(一)“要把蒯大富当活耙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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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字里行间,都表露了这个中国头号走资派对革命群众的刻骨仇恨。
一道圣旨,老婆、女儿,虾兵蟹将纷纷上阵。当天,薄一波二进清华,配合工作队,大骂蒯大富是“小牛鬼蛇神”,“要夺共产党的权。”是“反面教员”,“缴枪不杀”。清华白色恐怖加剧,臭妖婆王光美创造了“反蒋必反蒯”的反动理论,作为工作组的行动纲领,他们危言耸听,造谣生事,什么“坚决粉碎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什么蒯大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左派”等等,各系各班大抓所谓“蒯式人物”。七月七日王光美亲自导演斗蒯大富的丑剧,先后
二十多天全校七百余人被批斗,多人被迫害神经失常,七二、七五、
七七连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一人身死)很多同志失去人身自由,大批革命师生被整了黑材料。不让参加“七一”庆祝党的生日,连学毛选也被说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弄得人人自危;何等残忍“反蒯斗争”!在此期间,王光美毒辣地使出了“借刀杀人”,利用干部整群众的鬼计,她要干部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反蒯有功”的就马上下楼,否则,就“长期挂着”。王光美还美其名曰“触及灵魂”“将功赎罪”。“反蒯斗争”的结果,工作组成了“太上皇”,革命小将被打成“反革命”。“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清华的革命造反派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含着热泪,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面前宣誓,写了“永远跟着毛主席”的血书,这就是革命小将对刘、邓法西斯专政的回答!
④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写信给湖北省委《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即七三黑指示),恶毒地说,“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子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这是王任重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纲领。
七月三日一一十一日
在新市委和旧团中央的直接指挥下,召开了共青团北京市委改组后的所谓第一次委员会扩大会议。七月九日,李××<李雪峰,编者注>到会作了“报告”,胡说什么“右派分子”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挑拨造谣,一时乌云满天,使党组织陷于瘫痪。”并再次给黑帮们打气,说什么“党派你去工作,那个地方的党是谁?就是你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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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四日
清华附中红卫兵无所畏惧,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于七月二十七日,贴出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七月五日
中央文革派×××<戚本禹,下同,编者注>到北京轻工业学院调查。薄一波得悉后,马上布置下属:“×××到轻工业学院去了,你们要注意一下。”×××冲破重重阻力,发现工作组镇压革命学生的严重事件,并向中央文革反映了这一情况。工交党委办公室就×××走访轻工一事,写了一期《动态》,薄一波在上面写了对×××不满的批语,发泄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仇恨。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同志就轻工业学院问题曾找陶鲁笳谈话,但陶阳奉阴违,拒不执行。
由于中央文革的坚决斗争,薄一波不得不于七月九日叫工作队停止“反干扰”,但推脱罪责说“反干扰”是群众“自发的”。
七月六日
刘少奇下达黑指示:“中学文化革命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像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邓小平发出黑指示:“中学教师按四清办法,集中交待问题”。师大女附中130多名教师被强迫过“集中营”式生活,被强迫学习黑“修养”,写检查,交待“反党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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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八日
从五月起,海军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批判肃清罗瑞卿的罪行和影响。会上,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当全国文化大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时候,刘、邓、贺龙等走资派害怕批判罗瑞卿的烈火会蔓延至自己身上。于是就趁毛主席、林彪同志不在北京的机会,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苏振华等狼狈为奸,定下毒计,盗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常委的名义,转移目标,混淆黑白,诬蔑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左派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等同志“搞地下活动”,阴谋“伸手夺权”。从
七月八日开始,整整四十八天,他们对李、王、张轮番作战,大会轰,小会整,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疯狂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注:李作鹏:海军副司令员;张秀川:海军政治部主任;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苏振华:原海军政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七月九日
①陶铸指定《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湖北省委在武汉地区积极分子代表会上发出号召,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和打倒一切牛蛇鬼神》,大肆推销他和他的忠实走狗王任重镇压湖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样板”。
②刘邓对革命小将行使修正主义的组织措施,以压制革命。晚,林院工作组组长贺仁马因宣布开除2名所谓“右派学生”的党籍,取消2名“右派学生”的预备党员资格。第二天,清华工化系三年级902班团支部开除了蒯大富同学的团籍。蒯大富同学被关押十
八天,工作组派十一名“纠察”看守。
七月十日
刘少奇下令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搞教育改革试点,企图推至全国,扼杀文化大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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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滚滚,阴云阵阵,北京一片白色恐怖。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正当刘邓得意洋洋庆祝“反干扰”的胜利、高喊:“工作组危机过去了”的时候,北京高校再次迸发出革命星火。
七月十二日
北京大学陈××〈陈必陶,编者注>等五同学贴出《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革命大字报,再次把矛头指向工作组。张承先立刻组织对大字报的围攻。李雪峰派自己的私人秘书到北大活动。为了避过锋芒,“安抚”怒气冲冲的群众,保存工作组,张承先在李雪峰的指使下,于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作了三次“检查”,第三次,完全是按李雪峰的“三点指示”照样画葫芦一遍,然后抛出斗争陆平的方案,企图转移视线,蒙混过关。
七月十三日
①刘邓开会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规划》。刘胡说:“中学文化革命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并说要尽早“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会上,刘又大骂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并叫教育部抽一批人,加强中学工作队。会后,团中央按刘、邓黑指示,起草了一个报告,准备批转全国,因康生等同志的坚决制止才未得逞。这个会上,刘少奇还任命胡克实搞教师“集训”。七月中旬,北京市中学教师统统集中一起,逐个检查、人人过关,“打击
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②在刘少奇、陶铸的指使下,教育部何伟签发了《关于中小学招生考试毕业生问题的通知》,要各地中、小学马上招生考试,上课,照常毕业分配,企图扼杀全国中小学的文化大革命。
七月十三日ーー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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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新编委会”总编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翟向东被革命造反派揪出。
七月十四日
①刘、邓、陶谋划后,宣布改组中宣部,任命他们的亲信张平化、张际春、熊复、雍文涛、刘祖春为副部长,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为文化部部长,丁莱夫为广播局局长,钱信忠为卫生部部长,何伟为教育部部长,荣高棠为体委副主任。这是刘邓篡夺无产阶级政权的新部署。
②刘少奇对他女儿(北师大一附中的)下黑指示,叫嚷:“老师不许开秘密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
七月中旬
刘邓急急忙忙派工作队,大张旗鼓“抓游鱼”“反干扰”,北京
一片腥风血雨,全国到处冷冷清清,无数革命小将遭受迫害。
(上海)
黑市委划框框、定调子,规定高校上午读毛著,中午休息,下午学游泳,有的学校刮起了复课和提前毕业的妖风。刘少奇跑到上海对曹荻秋说:“上海搞得有秩序,不像北京那么乱,说明上海市委在群众中威信高。”
(武汉)
武汉大学革命学生杨××<杨家志,编者注>写信给王任重,批判王在《湖北通讯》上的检查按语,被打成“反革命”,进行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大会斗七次,开除团籍,送农村劳改。
王任重制造武汉大学斗黑帮的假样板,到处兜售,企图扼杀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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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大、水运学院等高校也发生了一系列镇压革命学生的反革命事件。
(西安)
西安交大革命师生早在六月六日就起来反对西北局黑帮派的工作组,被打成“六六”反革命事件,在《陕西日报》上点名批判,大抓交大“一小撮”。
(广州)
陶铸走卒赵紫阳之流利用《北京来信》事件镇压文化大革命,把同意转抄这封革命来信的革命群众打成“右派”。
刘少奇、邓小平坐镇北京,指挥他们分布在各地的爪牙刘澜涛、曹荻秋、李井泉等等疯狂地迫害革命师生,“兰州事件”、“长沙惨案”、“铜川血事件”…。文化大革命运动处于危急时刻!
七月十四日〈原文如此,编者注)
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冲破刘邓之流的重重控制,迎黑风,顶恶浪,深入群众调查,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这天,陈伯达、康生等同志到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和革命师生亲切交谈,充分肯定了革命师生提出的革命倡议“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口号曾被工作组污蔑为“反动口号”。不久,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又一次来到该院,热烈祝贺广播学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热情地支持这个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新生事物。
七月十六日
①“不管风吹浪大,胜似闲庭信步”!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从容自若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三十多华里!“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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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中发展起来的。”“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领袖的伟大实践,伟大教导震动全球,回荡九天,极大地鼓舞了正处在白色恐怖中英勇冲杀的革命小将。亿万革命小将下定决心,跟着伟大导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里奋勇前进!
②中央文革发现师大工作组镇压革命派的严重事件后,立即派曹轶欧同志前去调查。调查组冲破工作组的重重阻挠,于七月十
六日宣布撤销师大工作组组长的职务,极大地支持了师大的革命派。
七月十七日
薄一波第三次去清华,对工作组员说:“前一段‘反干扰’是对的,只是不要让他(指蒯大富)拖住。现在转向打黑帮也是对的。”
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黑司令部操纵运动,他们利用中央大权在手,在怀仁堂开了几次会议,武断专横,排斥陈伯达,康生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把北京抓在手里,想搞成一个样板,全国照他们的样板去办”,毛主席亲自点燃的革命烈火有被扑灭的危险。“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亿万革命群众朝朝夕夕,多么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呵!
七月十八日
北京城阳光灿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胜利地回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一北京。
毛主席一到北京,就以伟大的革命天才,最迅速、最坚决地纠正错误路线。第二天,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主席说,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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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给刘邓当头一棒。刘邓见势不妙,采用以退为攻的策略继续顽抗。
七月十九日
①十八日晚上张承先的假检查没有能欺骗得了北京大学的革命造反派,是日起,北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批判张承先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②清华王光美见势不妙,反蒯斗争急刹车,有组织地布置退却。急忙转入“斗黑帮。”
七月二十日
①李××<李雪峰,编者注>说:“工作组是有成绩的,工作组是有威信的”。在李的指使下,李的女儿(北大历史系学生)联合
十六个人抛出了“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联合声明,妄图给大辩论定调子,保护工作组过关。
邓小平听说,七月十九日北大掀起了反工作组的高潮,急忙叫他的老婆卓琳给他在北大的女儿打电话,指示:“要给工作组提建设性的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于是邓×<邓榕,编者注>伙同贺龙的女儿(北大政治系学生)串连一些高干子弟,写大字报,给张承先工作组涂脂抹粉,高喊什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等等。邓小平知道后,得意地说:“这个提法好!”
北大关于工作组问题的大辩论方兴未艾,日益深入。焦点是“六一八”事件。
②刘少奇深夜冒雨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在反动路线破产的前夕,亲自为工作组撑腰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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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陶铸在中宣部传达他主子刘少奇的黑指示,说:“我们关着大门搞运动不行,少奇同志批评我们太消极了。”于是,他们立刻抽调大批力量,组织工作队,企图分赴中南、西南、华东等地,了解文教部门运动情况,“研究”所谓“教育改革”的问题。走前,还得学习刘少奇、王任重的“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等反革命文件。
七月二十一日
陈伯达派人去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同学。
七月二十二日
①毛主席派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到北大进行调查。北大革命师生看到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江青同志高呼“北大革命同学万岁!”顿时群情沸腾,呼声震天:“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②晚,刘少奇主持汇报会(只开了五个小时)。薄一波、陶鲁笳作了三个小时的发言,而陈伯达、康生同志只讲了一句就被打断。薄发言的要点是:(一)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二)“反干扰”是必要的,在学生中有右派分子;(刘少奇插话了:在学生中确实有右派存在)。最后,刘少奇作了结论:工作组还是要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工作组也可以变成校党委。工作组有三种,一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蛇鬼神;二是工作组当官作老爷,脱离群众;三是更加脱离群众。这次运动来势很猛,工作组大部分还是好的,等等。这是个顽固对抗主席指示的黑会。
七月二十三日
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第二次到北京大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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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同志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儿!”
陈伯达同志说:“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斗争是曲折的。斗争总会胜利!”并明确表态说:“对于‘六一八’这个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
最后,江青同志十分亲切地说:“我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中央首长一次又一次顶风冒雨到北大,这是毛主席对革命派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北京大学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大辩论走向更高潮,张承先临时政府即将垮台了。
七月二十四日
①上午,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研究工作组问题,毛主席英明决定,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是绊脚石,要立即撤工作组。毛主席回北京以前,中央文革小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直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不怕风险,不畏强暴,旗帜鲜明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伟大的领袖对她的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主席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②中央文革小组等同志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十一中全会工作会议上作为文件印发)内称:“当前抓运动的人有几个理论和方针:
(一)把放手发动群众和党的领导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二)公开讲,要绝对相信工作队,反对工作队,就是反革命;
(三)排除干扰,实际上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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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方针性意见,都是和薄一波、×××、×××同志有关,他们发指示,到处讲话,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小组打招呼,中央文革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建议把薄一波同志的指示、讲话搜集起来进行研究。”这封信打中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痛处,薄一波发了慌,急忙烧文件,毁灭罪证。
七月二十五日
①《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春雷动地,举国欢腾!革命造反派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决心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社论说:“我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帝国主义,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反动派,不怕一切牛蛇鬼神,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什么人间奇迹,我们都能创造出来。”第二天《解放军报》也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
②晚上,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其他同志第三次到北大,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亲自主持在东操场召开了空前未有的万人辩论大会。…革命师生义愤填膺,纷纷上台揭发控诉张承先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承先狼狈不堪。康生同志最后指出:“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革命师生豁然开朗,原来那些声称“党中央派来”,“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都是假的,肯定有人在搞鬼!
七二五大会是一次反工作组的誓师大会!是一次向刘邓黑司令部进军的动员大会!
③上午,李××同志在北京新市委召开会议,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撤销工作组的指示,陶鲁笳要求工作组撤走前,必须做好三件事:
(一)成立临时文革筹委会;
(二)成立临时院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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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
看!工作组还没有走,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又设计成了,陶鲁笳临时被调往新市委任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陶上任后,立即成立了八个办公室,分管北京五十多所高等院校,抽调原工作队人员到办公室工作。这是一个新的阴谋,林学院是工交口院校中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学校之一,是所谓“反干扰”的重点学院。全院在院人数一千四百多名,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一百九
十七人,遭到围攻斗争的一百四十一人。然而,薄一波、陶鲁笳之流,却在工交党委开黑会,要集中力量在林院收集一些颠倒黑白的材料,要求是:
(一)林院的运动是正常的,
(二)学生中确有右派分子,
(三)群众拥护工作队,
(四)“反干扰”是群众自己干起来的。
他们的目的是,向刘邓提供炮弹,对抗毛主席。何其毒也!
七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令撤销工作组。当晚,中央文革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次方人辩论大会,张承先昨晚惨败后,立即同他一进校就拉起来的一部分高干子弟如反革命政治骗子张绍华之流策划对抗,在七月二十六日辩论大会上,二十多名高干子弟联合发言,给工作组唱颂歌,大讲特讲什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当场被革命师生驳得体无完肤。最后,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贯彻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伯达同志说:“关于对北大工作组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我们建议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
一个阻得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革命师生齐声高呼,欢呼中央文革给我们带来了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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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欢呼撤走了刘邓派出的第
一个工作组,欢呼北大第二大夺权的伟大胜利!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江青同志告诉大家说:“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只支持群众革命行动!毛主席时时刻刻跟群众在一起!”革命师生一遍又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支持北大革命师生赶走张承先工作组的喜讯像东风一样,吹遍首都各个大专院校,北大的革命造反派星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革命串连,北京市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高潮再次兴起。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从根本上动摇了刘邓黑司令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节节败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七月二十七日
①在清华问题上,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刘少奇单独找康老谈话,仗势斥责康老“不了解情况”。康生同志说:“蒯大富是革命的”。刘少奇咬牙切齿地说:“不是。你们说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康生同志驳斥说:“不是镇压是什么?辩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摘掉了,这是辩论吗?”康老还指出:“不许蒯大富上中央告状,起码是不符合国法,违犯宪法的。”陈伯达等同志全力支持康老,并派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到清华探望在押的蒯大富同志。
②当晚八时,毛主席派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到北师大亲自主持批判孙友渔的大会。全校几千名师生万分激动,欢腾雀跃,不断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
康生、江青、陈伯达同志在会上先后讲话,号召革命师生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受工作组打击、迫害的同学,进行了愤怒的揭发和控诉,并受到中央首长热情慰问和接见。被迫害的革命小将得到了解放。
③海淀区召开中学学生代表大会,广大中学革命小将对工作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江青同志热情支持并当场宣布了罢周杰的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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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海淀区中学工作队队长)。可是胡克实却让周杰去找康生同志表示:“罢官,我组织上服从,思想没搞通,请中央文革小组检查海淀区的工作。”胡克实从来不把中央文革小组放在眼里,五十多天来,他从未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过,并肆意攻击中央文革说:“中央文革小组不是来管中学的”、“中央文革不是领导组织,是研究单位”等等。
④地质学院“爆破”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击中了工作队的要害,立刻遭到保守派七百五十多张大字报的围攻。地院再次掀起了批判工作队的新高潮。
⑤王任重给北大送去一张大字报,以示“关怀”,并自封为北大“联络员”。张承先“临时政府”刚推倒,陶王的黑手就伸进了北大。
⑥清华大学学生王××<王晓平,编者注>(王任重之女)在王任重的指使下,给工作组贴出了大字报,迷惑了一些群众,为自己进入王任重操纵的伪临筹做了准备,为王任重在清华捞得了一笔政治资本。
七月二十八日
①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北京新市委公布关于撤销各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工作组集体整训,听取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许多单位的工作组在撤离之前,违背巴黎公社的原则,指定一些人组成文革筹委会,继续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造工作组的反,在革命的道路上埋设定时炸弹,布置新的障碍。形成了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两派对立的局面。
②刘少奇同胡克实等谈话,竭力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护。他说:“工作组还是努力的…不懂得工作方法的是多数。中学工作组多数是支持左派,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还说:“团中央承担这个任务,工作总的是好的。”“工作组匆匆忙忙上阵,一个是没有经验,一个是参差不齐,我们也没有交待清楚政策嘛。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恶毒地指责中央文革,说什么“中央文革小组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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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市委撑腰么。”要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央负责”。企图用刘、邓的伪中央来控制中央文革小组。刘还指示团中央在工作组走后,每隔两、三天就去学校看看。胡克实听后,气焰更为嚣张,竟大骂起来。“他妈的!凭什么说我犯了方向性错误。”“他妈的,秀才就是不懂群众,他知道什么叫群众运动,让他们搞去!”恶毒至极。
当天刘少奇对其女儿刘××<刘平平,编者注>(师大一附中学生)说:“工作组要走,今天下午就走。今天早走,就不会被动,也使革会主动。明天就会被动。”“你们要准备打下去,做好难备,因为中央有负责同志不了解情况,表示支持何××,这样就一定全当权。”“何××那样的人要当权,就让他当,这样可能把文化革命引向歧途,那时大多数群众会看清楚的,这就会证明你们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你们还会把权夺过来。”
刘少奇对王光美、刘涛说:“(一)现在不是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面做的。(三)工作组现在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去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四)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在刘少奇的指使下,王光美装模作样地到三个饭厅去象征性的卖饭,哗众取宠,企图逃避群众对她的批判斗争。
七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
北师大、北大的革命师生贴出了很多炮打李雪峰的大字报,十分尖锐地批判了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特务穆欣在这里充当了黑打手。七月二十九日,北师大革命造反派提出要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辩论李雪峰问题,并散发了传单。晚上,穆欣派人去师大,叫嚷:“今天两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都讲了话,中央是信任新市委的。”于是,把“炮打李雪峰”说成是“反党”“反革命逆流。”这次对李雪峰的批判被扼杀了。
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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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②毛主席派总理过问清华的文化大革命。
③周总理亲自派人送蒯大富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大会。
④新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所谓“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撤了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的职、罢了张承先、孙友渔和周杰的官。大会快结束时,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会场群情激昂,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和革命小将见面。最后,总理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刘少奇、邓小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大会上公开发泄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刻骨仇恨。刘少奇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其他负责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他死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胡说什么:“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他打着“保护少数”的旗号,露骨地反对毛主席。邓小平也在会上扯开嗓门大喊:“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说什么“工作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工作组多数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错误,有些责任是由工作组来负担。”为自己开脱罪责。
⑤这天上午,在清华王光美工作组私生了一个临时筹委会,由原各系文革主任组成,几乎全是高干子弟,为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作了组织准备。同时,臭妖婆王光美也在清华学着刘少奇的腔调说:“对工作组我有我的看法”“工作组有成绩,也有缺点,抹杀不了”,还恬不知耻地说:“光美同志是不是革命的,你们可以考验嘛。”
⑥北航工作组长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宣布原文革委员会中十
二名委员组成筹委会,当即遭到不少同学的强烈反对,认为十二人筹委会是非法的,又一场激战开始。
⑦北航附中部分人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错误对联。并展开对对联的辩论。就这样,这副对联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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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利用,发展了反动的血统论,成为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工具。
七月三十日
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在人大会堂举行万人辩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出席大会并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
八月一日
①在红卫兵刚刚露苗,并遭到无情摧残的时候,我们的最高统帅,我们最敬爱的红司令毛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他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从此,红卫兵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首都高等院校的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历时十二天,经过了一场极其严重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于八月十二日胜利闭幕。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国际共产主义命运的一次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从头到尾是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这次会议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地位。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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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进一步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确立了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最彻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彪同志为全党的副统帅和毛主席的接班人。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击败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全会对政治局常委、委员作了组织上的调整。刘少奇、邓小平靠边站了。这就保证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会议公报的实行。
刘少奇、邓小平眼看自己当台前人物已经不行了,就寻找代理人。十一中全会期间,邓小平把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拉到自己家中密谈,并积极地把陶捧上台,以维持他们的黑司令部,与毛主席的司令部相对抗。
③《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一一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指出: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
八月二日
①邓小平跑到人大,继续重弹“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老调,并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影秋,胡说什么:“对郭影秋同志,刘少奇同志说:对一个革命者必须是多年评价,历史的评价。”
②正当北京各校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一小撮走资派利用革命小将的革命精神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大肆宣传反动血统论,转移视线,挑动群众斗群众。八月一日晚上,航院附中把《鬼见愁》对联贴到了北大、清华、人大等校,挑起一场大辩论。
二日凌晨,陈伯达等同志接见革命小将,指出这副对联“不全面”。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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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但由于坏人的挑唆,一些人并不接受:当天下午,北航附中近千人到清华游行,高呼《鬼见愁》这副浸透了剥削阶级反动血统论的对联。清华伪临筹觉得有稻草可捞,支持大辩论,骂不同意见的同学是“混蛋”、“狗崽子”。挑起了群众斗群众。
接着北京的一些院校,清华、北大等掀起成立“贫协”(工农革干子弟协会)的风潮。但马上被中央文革制止了。四日江青同志在北大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坏人在叫你们上当了。”五日凌晨,总理在清华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八月二日到八月十二日
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到建工学院“蹲点”。
刘少奇选中并不知名的建工学院,是有他险恶用心的。建工学院工作组七月份在建院大抓“游鱼”,很多革命师生被打成“反革命”。七月三十一日,新市委迫不得已到建院宣布被打成“反革命”的六名师生是“左派”,于是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不满。在党内走资派和工作组的煽动下,一百多名师生大闹新市委。“革”和“保”的斗争尖锐化。八月一日建院二百多名革命造反派串连起来成立了“八一战斗团”,八月二日上午,“多数派”一千一百多人在工作组和校党委的幕后操纵下,一哄而起,成立了“革命团”。建院是北京市高校中最早形成两个组织对立局面的学校。当时正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候,刘少奇为了获得反革命“经验”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让新市委给他选择一个“不大不小,不远不近,问题复杂”的学校,供他“蹲点”,“试验开小会来解决矛盾。”
八月二日,八月三日连续两天,刘少奇带领大叛徒刘澜涛等驾临建院。八月四日又在中南海和工作组谈话,一直蹲点到八月十二日,前后作了四、五次讲话,大肆放毒,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在几次谈话中恶毒地影射毛主席说:“有人造反成功了,有理了,但他
一当皇帝,别人造反就无理了。”大讲什么:“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企图混淆两个司令部。千万白计包庇工作组,宣传他的反革命经验说:“学生揪住你们,兴趣就那么几天,如果你们态度不好,他们兴致就越来越高。”“现在问题是如何脱身,错误要讲的。”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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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马上又说:“不得往上推”以开脱自己的罪责。他竭力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干部路线,叫嚷“校党委”,“党团支部、总支书记、总支委员”“原支委、支书”“统统罢掉。”推销他的“引蛇出洞”论,说什么“蛇出洞就好打、刚出一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应该让他们活动,让他们整党员,这就暴露了他们。”他鼓吹“阶级调和”,抹杀两条路线斗争,扶植保守势力,打击革命左派。为所欲为,疯狂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刘少奇的建院“蹲点”充分说明了他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而负偶顽抗,垂死挣扎。
八月四日
康生、江青等同志出席了北大革命师生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到清华参加批判王光美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为蒯大富等革命小将平了反。总理在大会上庄严宣布“清华大学从今天新生了!”并高呼“新清华的革命精神万岁!”
八月五日
①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司令部同资产阶级司令部激烈斗争的紧要关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被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扼杀的危险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一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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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
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这张大字报,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实质,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阶级斗争的盖子,使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明白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任务。毛主席的大字报是最光辉的革命文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方针。《炮打司令部》是伟大统帅发出的战斗号召,极大地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此,彻底捣毁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群众运动变得更加汹涌澎湃。
②根据王任重的指示,北大聂元梓做了纲领性的“八五报告”。报告压制革命师生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离开路线斗争大喊什么抓斗批改的“大方向”。轰轰烈烈的北大运动开始被王任重引上邪道。
八月六日
一些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开大会,辩论对联《鬼见愁》,刘少奇的女儿刘××<刘平平,编者注>也混在里头。王任重硬拉江青、康生同志去,企图拉中央文革犯错误。在王任重的煽动下,一些中学生硬要江青同志肯定这副对联。江青同志对他们循循善诱,要他们按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个条件办事。又一次建议把对联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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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党中央通过并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基本精神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猛烈开火,进行一场真正的彻底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文件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他最及时、最英明、最深刻地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