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bcaec6cdb97ab17b3d8edba70dee5a94c6feb7d0 Mon Sep 17 00:00:00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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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Wed, 27 Mar 2024 20:51:36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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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在王明路线期间写了十篇文章，尖锐地批评王明（十篇收在毛选的一篇是《反对本本主义》[注:“九篇文章”即《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王明是要打中心城市。首先提出在湘豫皖先打下一、二中心城市。我去江西不久即要坚持打赣州，不听主席劝告，未打下来失败了，[失败后怎么办，提出红军主力到闽浙赣边区发展，彭德怀反对，只好暂时停止，]只好暂时分兵，主席带一、一五军团在[东]下漳州到闽浙赣扩大影响，扩大了红军，扩大了苏区，彭带三军团到赣西毫无收获而回，说明王明路线在个别红军领导人中发生了影响，首先是彭德怀（李立三路线他也是积极支持的）、贺龙。主席后来和我们讲，李立三你们也不认识，怎么他的东西一来就奉为圣旨。四中全会的中央反对中央苏区的正确的土改政策（平分土地）。王明路线污蔑主席是“富农政策”，要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形左实右的作法，当时我在上海，任弼时去苏区，我指出他要有明确的阶级政策，最充分地发动群众，1931年11月苏区党代表大会任弼时主持，决议攻击主席路线是富农政策，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搞了一套极“左”路线和政策，造成严重成[恶]果，苏区、白区严重对立。
 四中全会以后根据根据地肃反扩大化，把主席路线说成是[右倾]错误，特别在苏区搞王明路线，肃反工作，搞重点领导神秘化，搞逼供[信]，与主席的党委领导，少抓少杀的群众路线完全对立，最凶的是湘鄂西，夏曦在那里要搞的段德昌同志就这样被整死了（他是真正的领导，是很优秀的同志）。五军团暴动过来的两个非党人士在宁都暴动中起了决定作用，当时外面有些挑拨，李克农[?]向我报告，我扣住了，同意逮捕，这两个人在以后搞死了，要恢复名誉，错误的政治路线带来了错误的组织路线。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在宁都会议篡夺了主席的军权，成了红军的总政委，鼓吹宁都会议为红军发展开辟了道路，虽[有些]是任弼时搞的[注：有推卸之嫌，任弼时宁都会议也反主席，但之前支持主席]，但[如]我坚决反对是可以反对掉的（当时我在前方时我是书记，任是代理书记），还有项英等，这是1932年8月，[主席临走时，我去主席那里，]主席[说：前方如有急需可以来电报，我也可以回]来，主席不仅政治、军事路线正确，主席的组织纪律性也可在全国全世界引为模范，五次反围剿失败和被迫长征，均是夺了毛主席的军权所致。
 四次围剿打了胜仗是主席思想的战略战术的影响，当时毛泽浦[覃?]有一封信说，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还是按毛泽东办的，并不是王明路线的胜利。1933年春，临时中央[搬到?]控制苏区，国际派了李德（李在德国旧军队当过旅长）[注:实际只是士兵，当过师长、旅长的似为当时正牌顾问弗雷德（李德其实是此人的技术助手）]来，李即将红军领导权收到临时中央，由临时中央直接指挥红军。
-博古、李德从指挥作战开始，从不集中兵力，总是分散兵力，特别是福建事变，本来是可以利用的力量，反而看成是敌人。陈明枢、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建成立政府，反对蒋介石，蒋从江西调兵，从我们正面走过去，我置之不理，如果我们联合反蒋，形势可以大为不同。五次围剿时，他们搞单纯防御，御敌于大门之外，怕打烂坛坛罐罐。主席要打到敌人后方去（到苏、浙、皖敌人[心脏]后方去），正确意见未被采纳。以后，主席又提出出兵湖南，调动敌人，又未被采纳。34年才出去了一个师到浙皖，太晚了，太少了，牵不动敌人了，结果军事保守主义变成了军事逃跑主义，让敌人集中兵力进攻苏区，内线作战，消灭敌人困难时，就应打出去，（解放战争47年的外线作战，刘、邓、陈，谢打出去了，很快改变了形势。当时我们一出去蒋介石感到很危险，通过苏联大使馆要与我们谈判，我们未理他），从战役战术上看，由于未集中兵力，很多战役。放过了，打周[浑元?]一个师，没有歼灭，就是兵力不集中的缘故。执行李德战术最坚决的是彭德怀。其次是林彪，他写“短促出兵”[论短促突击]。彭德怀五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可见他们对彭的重视。当时中央赋予李德全权，我是总政委，未反对如此做，未向中央提出意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也未向主席请教过一次，我真是无地自容，使红区、白区遭受了严重损失的是王明路线，在组织上、军事上是我，王明路线把大批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如福建的罗明、江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大存。湘鄂西的邓中夏、鄂豫皖的曾中生、许继慎，陕北的刘志丹。31年1月五中全会未让主席参加，我也漠然置之，这是王明路线最高峰，也是王明路线下坡路的开始（苏联廿大时主席当时说是修正主义走下坡路的时候了），王明路线是极“左”，理论上也是个托洛茨基，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注:在《周恩来军事文集》第4卷中此处是“毛主席说，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这是简单的总结的话。”异文不一一标注]，事实上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以后，洛甫、朱德、我均认识了错误，这样在遵义会议撤了博古的职务，撤了李德的指挥权，确立了毛主席的指挥权，在惊涛骇浪中扭转了革命的航向，34年从于都出发，35年1月到达遵义，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实际上从黎平就酝酿了，当时博古[林彪?]并不积极，遵义开了会，主席作了报告，首先纠正了军事路线，组织上是部分改组。[主席的思想作法，问题要逐步解决。]
+博古、李德从指挥作战开始，从不集中兵力，总是分散兵力，特别是福建事变，本来是可以利用的力量，反而看成是敌人。陈明枢、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建成立政府，反对蒋介石，蒋从江西调兵，从我们正面走过去，我置之不理，如果我们联合反蒋，形势可以大为不同。五次围剿时，他们搞单纯防御，御敌于大门之外，怕打烂坛坛罐罐。主席要打到敌人后方去（到苏、浙、皖敌人[心脏]后方去），正确意见未被采纳。以后，主席又提出出兵湖南，调动敌人，又未被采纳。34年才出去了一个师到浙皖，太晚了，太少了，牵不动敌人了，结果军事保守主义变成了军事逃跑主义，让敌人集中兵力进攻苏区，内线作战，消灭敌人困难时，就应打出去，（解放战争47年的外线作战，刘、邓、陈，谢打出去了，很快改变了形势。当时我们一出去蒋介石感到很危险，通过苏联大使馆要与我们谈判，我们未理他），从战役战术上看，由于未集中兵力，很多战役。放过了，打周[浑元?]一个师，没有歼灭，就是兵力不集中的缘故。执行李德战术最坚决的是彭德怀。其次是林彪，他写“短促出兵”[论短促突击]。彭德怀五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可见他们对彭的重视。当时中央赋予李德全权，我是总政委，未反对如此做，未向中央提出意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也未向主席请教过一次，我真是无地自容，使红区、白区遭受了严重损失的是王明路线，在组织上、军事上是我，王明路线把大批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如福建的罗明、江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大存。湘鄂西的邓中夏、鄂豫皖的曾中生、许继慎，陕北的刘志丹。34年1月五中全会未让主席参加，我也漠然置之，这是王明路线最高峰，也是王明路线下坡路的开始（苏联廿大时主席当时说是修正主义走下坡路的时候了），王明路线是极“左”，理论上也是个托洛茨基，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注:在《周恩来军事文集》第4卷中此处是“毛主席说，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这是简单的总结的话。”异文不一一标注]，事实上首先取得了王稼祥的支持，以后，洛甫、朱德、我均认识了错误，这样在遵义会议撤了博古的职务，撤了李德的指挥权，确立了毛主席的指挥权，在惊涛骇浪中扭转了革命的航向，34年从于都出发，35年1月到达遵义，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实际上从黎平就酝酿了，当时博古[林彪?]并不积极，遵义开了会，主席作了报告，首先纠正了军事路线，组织上是部分改组。[主席的思想作法，问题要逐步解决。]
 长征途中，国民党围追堵截，搞不好[会]全军覆没。首先解放军事，许多人是思想上想的到，长征后三个月，红军损失，只剩下几万人，洛甫要撤博古，实际上他[自己]想当书记，主席找我商量，我说不同意他当，主席说他想当就当吧，结果他一当就当了十年，主席的这种作法是为了减少障碍，集中力量对付敌人[注:在《周恩来军事文集》第4卷中是“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说过：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九届二中全会上只提陈伯达，并不是主席未看到林彪的问题，当时主席讲了对林采取保的态度，一步步的来，[学习]前后这一段历史，要懂得每个时期要团结最多的人，解决主要问题。遵义会议林彪态度暧昧，彭德怀发牢骚讲怪话，困难的时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的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候，要看顾全大局，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出发遇到敌人一个据点，大家意见一致，主张打击，扫除障碍。主席不同意，说可以绕过去，但尊重大家的意见，没马上决定，夜晚主席提着小马灯到我处，说服了正写进攻命令的我，要我晚发命令，以后又找大家开会，说服了大家。以后主席提出搞集体指挥，成立了主席、我、王稼祥的指挥小组[注:在《周恩来军事文集》第4卷中是“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我的错误这么大、这么重，本来无法指挥红军了，主席团结我、教育我嘛！洛甫当了总书记，但未参加军事指挥，他很不满意，他今天到一军团，明天到三军团与彭、林发牢骚，讲怪话，散布不满情绪。说拖来拖去要拖垮，所以到会理，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写信要撤毛、周、王的领导，这个会问题会理会议解决了，主席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懂得什么”[注:记录稿中为“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见《周恩来传》引用]，林检讨了，口服心不服，这是他到陕北后，要去陕南打游击的原因。
 王明路线斗到35年，4年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红军由30万剩下3万，党员由30万战[减]到3万。主席总结王明路线说：“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惩罚。”
 
 六月十二日讲：
 （六）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分裂主义路线
 遵义会议后，我是按主席方针路线来做的。1935年6月，中央红军行进到了川西[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合，一、四方面军会师，这是在困难的时候，阶级兄弟的会师，全党全军都非常激动，只有张国焘、陈昌浩不太高兴，会师后，我与张国焘见面时，他问我一方面军的实力，我告诉他约有3万人，他的脸色立刻变了，态度也变了，可见张国焘这个[人是以]势力[为标准的]，解放北京时，从敌伪档案中发现张1925年被捕自首。
-当时不知道，我告诉他遵义会议纠正了错误路线，他挑拨说：“军事路线错了，政治路线还不错”，两军会师在河口开了会议，决定红军合力北上，但张却主张向川西、西康边区，少数民族地区逃跑，张还提出要增补中央委员，主席说可以提出，可以研究，要告中央全会通过，以后讨论总政委谁当。主席与我商量，恐怕是张当好，张就当了总政委。张胆子非常小，他对胡宗南畏之如虎，红军到了毛儿盖，我写了进攻[注:松潘]命令（他改为佯攻），现在档案还在，（周用黑字，张用红字）。1943年我见了胡宗南，说到那时情况，胡说：“当时我们很困难，如果你们一进攻，我们非垮不可。”张叛变党，[他还是找的胡宗南。]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对张的右倾进行教育帮助，决定中央分左、右纵队北上，右纵队是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加四方面军一部分，左路军纵队是四方面军主力加五军团，当右路军进驻巴西，左路军进驻沙坝，张又继续反对北上，他命令在右路军的四方面军的部队撤回，当时主席考虑到要尽快北上，率领一、三军团和红军军委纵队先走，让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留下，以后张分裂中央，朱、刘起了[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作用，朱德同志在此事有一功，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张与陈昌浩等截击，叶剑英（四方面军参谋长）见电报后，立即报告主席，主席以出去看地形为名，脱离险境，宣布领一、三军团北上，叶的这个行动主席常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在此立了一功，张下令追击一方面军，要四方[面]军回[队]头，那时四方面军的一个军官学校跟中央北上，头头是李德，要[他]回头，彭德怀要打，被主席说服制止了，以后陈昌浩知道主席走了，要[下]命令追赶，被徐向前制止了，徐说“不能干，哪有红军打红军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党心、军心都要团结，不要分裂的，二方面军36年开始长征，36年7月在甘孜[，而二、四方面军]会师（因张命四方面军搬到天[全]芦山。1936年张国焘成立伪中央，以后在天芦山呆不住向西逃跑，四方面军反对中央未能成功，在二方面军推动下，二、四方面军北上，1936年7月到达甘孜后又命令四方[面]军进攻青海、新疆，口号是打通国际路线，就是西进黄河时，被国民党军队所阻，张本人过去，张回到陕甘宁地区，渡河西进，队伍在河西走廊遭到马回子[“四马”]骑兵的袭击围截，几乎全军覆灭，最后一队在高台，只有李先念同志带了六、七百人，到了新疆，当时中央通过第三国际[派]代表陈云同志到新疆来接应，在河西走廊失散的同志后来又通过各种途径回到陕北，在各次战斗中英勇战斗，接受了新的考验。1937年4月，中央在延安开了会议，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在批判张国焘右倾错误路线时，发生了左的扩大化，甚至出现绑人的现象，搞得最凶的是罗瑞卿、刘亚楼、林彪也是这样，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办。主席发现了立即制止，亲自到监狱里去放人，许世友同志就是毛主席亲自放出来了。以后有的同志向主席反映，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被重用，主席立即组织调查，属实宣佈纠正，指出对一、二、四方面军干部使用要一视同仁，以后中央还专门发了决定，主席的思想、方针、政策，团结了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1938年，张国焘逃跑时，只能一个人走，带一个警卫员，跟他到了武汉，他要警卫员把枪交给国民党，警卫员不干，他一个人走了。当年的张国焘借祭黄陵，[跑到西安找]到胡宗南那里去了，胡派人送他到武汉，当时我在武汉，到处找他，找到后来又跑了，他找到蒋介石，与特务挂钩，中央[才]正式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主席还把他的老婆和孩子送去。解放后，张国焘要回来，主席说回来如何安排，还是不回来的好，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主席说，“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就是指一、二、四方面军。不是现在的海、陆、空三军，《万水千山》专写一方面军，主席严厉批评，现在批林批孔要接受这个教训，要教育一切犯错误的人。主席讲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动派[反党?]路线的综合。主席还讲，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斗争是值得严重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危险是能发展成为小宗派活动。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必须引起干部对两面派的注意。主席又讲张国焘向党闹独立性，直到当了叛徒，实际上也是王明。
+当时不知道，我告诉他遵义会议纠正了错误路线，他挑拨说：“军事路线错了，政治路线还不错”，两军会师在[两]河口开了会议，决定红军合力北上，但张却主张向川西、西康边区，少数民族地区逃跑，张还提出要增补中央委员，主席说可以提出，可以研究，要告中央全会通过，以后讨论总政委谁当。主席与我商量，恐怕是张当好，张就当了总政委。张胆子非常小，他对胡宗南畏之如虎，红军到了毛儿盖，我写了进攻[注:松潘]命令（他改为佯攻），现在档案还在，（周用黑字，张用红字）。1943年我见了胡宗南，说到那时情况，胡说：“当时我们很困难，如果你们一进攻，我们非垮不可。”张叛变党，[他还是找的胡宗南。]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对张的右倾进行教育帮助，决定中央分左、右纵队北上，右纵队是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加四方面军一部分，左路军纵队是四方面军主力加五军团，当右路军进驻巴西，左路军进驻沙坝，张又继续反对北上，他命令在右路军的四方面军的部队撤回，当时主席考虑到要尽快北上，率领一、三军团和红军军委纵队先走，让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留下，以后张分裂中央，朱、刘起了[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作用，朱德同志在此事有一功，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张与陈昌浩等截击，叶剑英（四方面军参谋长）见电报后，立即报告主席，主席以出去看地形为名，脱离险境，宣布领一、三军团北上，叶的这个行动主席常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在此立了一功，张下令追击一方面军，要四方[面]军回[队]头，那时四方面军的一个军官学校跟中央北上，头头是李德，要[他]回头，彭德怀要打，被主席说服制止了，以后陈昌浩知道主席走了，要[下]命令追赶，被徐向前制止了，徐说“不能干，哪有红军打红军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党心、军心都要团结，不要分裂的，二方面军36年开始长征，36年7月在甘孜[，而二、四方面军]会师（因张命四方面军搬到天[全]芦山。1936年张国焘成立伪中央，以后在天芦山呆不住向西逃跑，四方面军反对中央未能成功，在二方面军推动下，二、四方面军北上，1936年7月到达甘孜后又命令四方[面]军进攻青海、新疆，口号是打通国际路线，就是西进黄河时，被国民党军队所阻，张本人过去，张回到陕甘宁地区，渡河西进，队伍在河西走廊遭到马回子[“四马”]骑兵的袭击围截，几乎全军覆灭，最后一队在高台，只有李先念同志带了六、七百人，到了新疆，当时中央通过第三国际[派]代表陈云同志到新疆来接应，在河西走廊失散的同志后来又通过各种途径回到陕北，在各次战斗中英勇战斗，接受了新的考验。1937年4月，中央在延安开了会议，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在批判张国焘右倾错误路线时，发生了左的扩大化，甚至出现绑人的现象，搞得最凶的是罗瑞卿、刘亚楼、林彪也是这样，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办。主席发现了立即制止，亲自到监狱里去放人，许世友同志就是毛主席亲自放出来了。以后有的同志向主席反映，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被重用，主席立即组织调查，属实宣佈纠正，指出对一、二、四方面军干部使用要一视同仁，以后中央还专门发了决定，主席的思想、方针、政策，团结了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1938年，张国焘逃跑时，只能一个人走，带一个警卫员，跟他到了武汉，他要警卫员把枪交给国民党，警卫员不干，他一个人走了。当年的张国焘借祭黄陵，[跑到西安找]到胡宗南那里去了，胡派人送他到武汉，当时我在武汉，到处找他，找到后来又跑了，他找到蒋介石，与特务挂钩，中央[才]正式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主席还把他的老婆和孩子送去。解放后，张国焘要回来，主席说回来如何安排，还是不回来的好，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主席说，“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就是指一、二、四方面军。不是现在的海、陆、空三军，《万水千山》专写一方面军，主席严厉批评，现在批林批孔要接受这个教训，要教育一切犯错误的人。主席讲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动派[反党?]路线的综合。主席还讲，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斗争是值得严重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危险是能发展成为小宗派活动。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必须引起干部对两面派的注意。主席又讲张国焘向党闹独立性，直到当了叛徒，实际上也是王明。
 （七）王明投降主义路线
 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剩下了两万五千人，加上陕北红军[共]三万人，但是更加坚强了，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以这个骨干[力量]推动了抗日战争高潮的发展，抗日战争[开始]后，张逃跑了。王明带着投降主义路线从莫斯科回来（37年11月），他搞了一个[两个“一切”，]“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一切服从蒋介石，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军事一切搞正规战、阵地战，一切依靠国民党，毛主席多次指示，在与资产阶级破裂时要防止左倾，在与资产阶级联合时要防止右倾，这个问题搞得不好，党就犯[路线]错误，但是我对主席这个指示领会不够。尽管在遵义[会议]后，尽管是在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时]表现不错的人，由于路线觉悟不高，立场没有转变过来，在陕北新的争论又起来了。当时争论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东征与否，另一个是联蒋抗日。洛甫、稼祥又犯了错误，我当时也是站在对立面，主席当时主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西安事变时，张主张杀蒋，主席说服了他。“七七”事变后，在洛川会议上，主席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各族人民抗战，不能依靠国民党政府。这是[时]犯“左”倾路线错误的人——彭德怀、博古、王明等在洛川战略方针上争论得很厉害，他们反对主席的游击战，主席发了很多的电报，批判他。彭德怀在太原军政会议上搞了小册子，反对主席打游击战的方针。我当时在太原，我也同意了太原军政会议上的意见。刘少奇是反对彭德怀的意见的，他是别有用心的，这是从他的右倾立场出发。主席在《太原、上海失陷后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卢沟桥事变后的主要倾向，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是转到右倾方面。主席教导全党不要再犯错误。不要忘了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对主席指示我当时并未深刻领会，王明搞了两个“一切”，我与他到武汉，又成了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支持者。王明、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如出一辙，但只处在外[局?]部地区，主席中央多次批评纠正，最后在六中全会上进行批判（38年10月），基本上解决。当时也未提高[到]路线高度，那时候只能解决到这个程度。王明投降主义路线，主席多次文章中作了阐述，根本问题是谁领导谁，谁影响谁。根本问题是这个问题。王明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说是共产国际的。当时王稼祥带回的文件均无此提法。季米特洛夫当时对王稼祥讲，要他转告王明，承认毛主席是领袖，不要搞独立王国。王明回来后大搞独立王国。1937年11月29日，王明在政治报告中传达国际“两个一切”，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12月25日，王擅自发表“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宣言”，提出了自己的投降十六大纲领，与洛川会议十大纲领相对抗。他还发表一篇“抗日救国时局的关键”投降主义文章。他以中央名义，擅自在武汉发表三月政治局总结（毛主席做了报告，他做了付报告），这是付报告的改头换面，在《新华日报》和倾向党的刊物《群众》上发表，给敌人明显看出他与毛主席不一致，以后，又未经中央以陈周秦的名义发表“保卫武汉和第三阶段抗战的意见”，这个意见[完全]是空谈，发表后放过了很多有利时机，王还未经中央，以长江局和各个局发生工作关系，这些我都同意。王明到武汉，我把长江局书记让给他，这是党纪所不容许的。王明还以陈周秦名义致电毛洛康，称兄道弟，要求毛主席到西安开会，遭中央严厉批评，他才被迫到延安开会，更为严重的是，毛主席《论持久战》在长江局刊物上没有及时发表。
 第二次王明路线经毛主席及时纠正，危害不如第一次大，但它的影响决不限于长江局范围。当时彭德怀、项英、彭真、郭洪涛都听了他从国际回来的传达，到各地贯彻执行，影响很大，党的六中全会基本上控制[纠正?]了，但文件没有写，当时情况也不允许在全党[深入]讨论，所以其流毒在东南有项英不执行中央命令造成的“皖南事变”。敌人七层包围新四军，郭项跑了，饶漱石命令叶挺去谈判，叶一去就被抓，关了8年，叶挺在这一点表现是好的，他一出狱就要毛主席接受为党员，中央批准了，回延安时，飞机失事牺牲。在华北彭德怀搞了百团大战，山东也遭了损失。我真正认识到王明二次路线是1943年延安整风时才开始，那时才懂得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那时我入党21年，前20年连世界观都不知道，年轻人犯错误，应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没有毛主席路线、主席政策，我们这些人很难挽救[注:史云《一场继续还是中止文革的角力》引用说:“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没有毛主席“惩前些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能有今日？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得又大，你们有权力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载《国际冷战史研究 第1辑》]。王明路线[时间]最长，可王明不承认他的错误。七大前我与康生一起与王明谈了多次，“八大”主席亲自做工作，叫他当中央委员，可他叛党叛国，在苏联当特务，不断写文章污蔑我们，揭露王明十分必要，用今天话讲，我是上王明贼船的，王明标榜他执行国际路线，在中山大学他就同米夫勾结，搞宗派。四届全会篡党夺权，情况一紧张，他们先后跑到莫斯科，临时中央搬到苏区，中央上海局书记是盛忠亮、李竹声（均叛徒，是二十八个半的）上海党就被搞完了，康生到苏区后，才知道米夫是坏人，被斯大林查清、清除了，尽管他们是执行国际的，但也不能否认季米特洛夫的两次交待。1939到1940年，我在苏联治病，苏共中央[管组织]的马季洛夫曾向我把党内的人事问题写了个名单，第一是主席，我回来后向主席汇报了。此人后来到过东北，王明在苏区与他[写信]很密切，关于党内人事问题，马是不[?]会与王谈的[，他们策划过]。